重读中国史.docVIP

● 李劼 ? ??? 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当属无知。 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政治，其基本规范和运行方式，记载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篇。周武王打下商朝的首都朝歌之后，去向商朝的贤达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就对周武王讲了商朝所承继的政治传统。一个胜利的君主缘何请教战败国的贤达？没见到周公姬旦有过什么回答。后来的孔子，更是无从解说。而又由于周公和孔子的讳莫如深，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就被悄无声息地淹没了。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说清楚过，即便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含混得可以。后来的文化人写历史，从孔子写起；后来的历史学家写中国历史，把姬氏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当作亘古不变的历史传统；仿佛中国从来就是集权和专制的，仿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政治的传统。 ???? ??? 从箕子所讲说的《洪范九畴》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是有过民主政治传统的。只不过，中国的民主政治传统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不信任之上，从而以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当政者走向专制和独裁；中国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理念刚好相反，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人格和能力的绝对信任之上的。政治是否清明，完全有赖于当政者的人品是否贤良。因此，在最高权力的承继上，就有了择贤和让贤的故事。也就是说，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圣明的君王为民众挑选择继承者。这样的权力交接方式，无疑寄托于君王的圣明程度，而不是完全取决于民意。但也不是一点民意都没有。因为臣民的意见，也是君王考量后继者的重要依据，比如《尚书》里尧之于舜的考察。问题是出在：究竟什么样的贤良人物才符合君王和臣民之于后继君主的标准，并无成文的法规。这不仅使最高权力的禅让制度十分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世袭制度取代，也让人们难以分清，什么叫做圣明君主，从而就造成了后人的浑说圣贤。比如孔丘那样的半吊子伦理道德说教家，把姬氏家族里的三个人物，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与尧舜混为一谈。且不说，这父子三人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全然相同；就算完全一致，也并非尧舜那样的民主政治领袖。 ???? ??? 中国上古的民主政治领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躬身亲政时的谦卑品质。这在《洪范九畴》里叫做“敬用五事”。五事中的第一条，便是貌恭。貌恭者，谦卑也。尧舜时代的君王，不以威严著称，而以亲民见长。因为那时的君王，没有权力化身的意识，更没有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而是天然具备民众仆役的自觉。整个一部《洪范九畴》都是教导君王，如何做好民众仆役。其中包括，如何为政，如何自律，如何稽疑，亦即解决疑难。稽疑部分乃是上古民主政治的精华所在：经由一个由庶民、卿士、君王和卜筮组成的民主协商会议，解决国家碰到的疑难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在这个协商会议里，君王的表决只占一票；这一票的份量还不及卜筮举足轻重，因为卜筮通过占卜询问天意，通常是代表天意。至于《洪范九畴》所例举的所有道德要求，全都指向朝政者，而不是针对民众的伦理规范。这与数百年后的孔儒教义截然不同。至于一千多年后的宋儒伦理，更加南辕北辙，竟然将道德诉求变成一种“饿死事小、失事为大”式的道德恐怖主义，威胁民众服膺专制等级制度。不无搞笑的是，《洪范九畴》又被无知的后人归入儒学范畴。 ???? ??? 由于上古的民主政治，缺乏权力制衡体制，缺乏民众监督机制，政治能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所以当政者一旦不再自觉遵守作为一个民众仆役理当遵循的规则，民主政治的体制，就会遭受毁坏。比如，受赐《洪范九畴》的伯禹，虽然治水有功，却开了在宫廷上当场杀人的先例。这与当政者理当貌恭理当谦卑的要求，无疑是截然相反的。伯禹最没有底线的举措，乃是结束最高权力的择贤禅让，把王位断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开了家天下的先例。从伯禹的这种犯规和出格，反观箕子在《洪范九畴》开篇中讲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于伯禹，应该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并非是上苍表彰伯禹而有所赐，而是上苍以此提醒或警示伯禹，不要出格，不要越过底线。 ???? ??? 第二次突破上古民主政治制度底线的历史人物，是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权位的交接，由此从和平的禅让，变成了暴力的夺取。倘若说，家天下的出现，将君王和贤良品质之间的天然关联，截然分开；那么以暴易帜的方式，则将政治完全置于暴力的天平上，从而有意无意地催生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夺权意识，致使朝政者越来越自我夸张，越来越把天下视为己有，致使君主当初的仆役身份被逐渐淡出。好在殷商时代还没有周室那么明确的等级观念，君主依然受着侍奉民众的道德约束，依然是道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倘若不加约束的话）。因此，君主并没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一旦遭受臣民责难，不会觉得有损威严。《尚书》记载的盘庚迁都时与臣民的对话，便是生动的事例。迁都主张遭到臣民责疑时，盘庚并没有动用权力压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