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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农民权利，解决农民问题 　　[摘要]本文从当前热议的“三农问题”出发，提出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并指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确立农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并提出了从改革行政集权体制为民主法制体制；从法律上规定农民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和民主权；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土地权利关系；鼓励和支持合作制，这是以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农民的公民权和民主权为基础的；改革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保证进程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权利并妥善处理其在农村的权利等方面彻底解决农民问题。 　　[关键词]三农；生产方式；产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8-0130-02 　　当代中国，农民总人口数达到了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0%，占世界总人口13%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再加之，现在农民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与现代工业文明不相适应的素质技能，严重制约着农民自身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进步，这都决定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历史问题，是在发展中形成又必须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农民及其从事的农业、生活的农村都是在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中形成的，是在集权专制的身份社会中存在和延续的。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都是围绕着农民问题开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推翻旧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但由于农民素质技能的相对地下及身份制度传统的束缚，特别是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留与作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农民问题并未得到切实解决，而且日益尖锐。“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 　　我们知道，想要解决任何问题，最先要做的就是现象中发现问题的实质和要害，然后根据问题的实质制定解决方案才能根除问题，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单就表面现象来看，今日农民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民的经济贫困。那么“农民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问题？ 　　当前我们所关注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民与市民社会资源及利益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的巨大差距上。农民很穷，而“三农问题”只是关注在社会如何去扶助农民使其富裕起来，比如取消农业税，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考虑农民应该怎么样才会“富裕”？以什么样的制度规定和保证全体农民的权利，才能使全体农民“富裕”，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 　　农民权利是指农民作为权利主体的利益，主要包括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人身利益，具体指选举权、自治权、受教育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经济权利等。目前，我国农民权利缺失现象十分突出。从宪法的角度讲，中国的农民是与市民平等的公民，但具体到选举权和迁徙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上，农民明显的是“二等公民”，在县以上各层次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代表名额的分配是按照4个农民等于1个市民的比例，或者说，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市民的四分之一，4∶1的比例不仅是农民与市民的民主权和政治权利之比，甚至可以扩展到全部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在有些权力上还要更低。而在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是有明显差距的。另外，农民的经济权利只有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和“承包”小块土地的使用权。当前，我国虽然实行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联产承包”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农民所拥有的只是按期（15或30年）由中央政府决策从“集体”分得的小块土地的使用权。虽然因农作物品种改良和化肥、激素的大量使用，产量成倍增加，但人口多耕地少，每人只能分到一亩左右土地使用权，这大体只是秦时授田百亩的百分之一。农民的劳动力普遍过剩，农村中的大部分青壮年通过各种途径去出卖劳动力，成为中国现时期特有的“农民工”。“农民工”以其超长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短期的经济“奇迹”，他们在内资外资私有企业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劳作，除了为这些低技术含量的私有企业提供了超额利润，就是在低技能的劳作中耗尽青春，才挣得了可以在农村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由此养育下一代农民。因此，“农民工”职业的变化并未引起其身份地位的变化，他们已然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但依然受身份的限制，被视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参与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环节，却不能享受他们所创造的工业化成果；他们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修建了城市、清洁了城市、服务了城市，却被排斥于城市生活之外；他们是现在人类中最劳累的人群，每天的劳动都在十几个小时，但收入却低得可怜，且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他们在城市出卖还是青春的劳动力使用权，一旦年老体弱，又得退回农村忍受贫穷。 　　因此，农民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明确和保证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体地位入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