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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对中国10个大城市508家企业的调查 李培林 张 翼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实行了一系列效率优先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很多研究表明,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刘国光主编，1988；董辅礽等主编，1995）；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财务经营业绩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效益指标(如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资金利税率)几乎是直线下降的，从1996年开始，甚至连续几年出现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巨额净亏损的局面(国家统计局,1998)。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在“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亏损？本文认为是其社会成本的扩张所致。 1996年8-10月份对全国10个大城市（哈尔滨、沈阳、济南、上海、武汉、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调查根据行业、规模等结构采取主观抽样，共获得有效样本508个；调查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其占总样本的70.5%；为便于比较各经济类型企业的差别，我们使样本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其占总样本的96.3%。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位组织”，这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李汉林等，1988：273-373；路风，1989；李培林等，1992：178-202；李路路、王奋宇，1992：83-103），它不但承担经济功能，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国有企业为实现其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称之为社会成本。这是对于社会成本概念的一种比较狭窄的定义，与已有经济文献中的其它定义有所不同。 1960年，科斯写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的社会成本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他那里，社会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私人成本会等于社会成本，但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科斯，1988/1995:20-25）。科尔内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这些现象一部分可以用货币来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到心理的感受，是无法用货币来度量的。他认为对社会成本的考察可以从四个方面：（1）生产的内部实物投入，即生产成本；（2）外部成本，它并不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在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帐目上，如随生产能力利用的提高，事故可能增加，工人健康可能恶化，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加剧等等，为防止这种状况对生产的影响，要有一些“预防性”开支，这就是外部成本 3）社会的分摊成本，如政府机构的经费支出；（4）反映大量经济现象的人们的意向、满意度和普遍感觉，一种是边际递减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利用低水平相关的失业以及可能伴随的犯罪、暴力和自杀，另一种是边际递增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高利用度相联系的其他领域的“瓶颈”、“短缺”以及对社会消费的负面影响，前面所说的生产成本、外部成本和社会分摊成本，也都是边际递增的社会成本。科尔内所要说明的是，“不应该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社会生产能力最大利用。如果当趋近于生产能力完全利用时，边际社会成本已经超过边际社会效益，达到这一点就是不值得。”（科尔内，1980/1988:上卷273-302）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向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的转化，使其自行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但其单位组织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更加强化；其福利供给的功能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张。这主要导源于： 第一、国有企业的运行逻辑就远比非国有企业复杂得多。对于国家来说，企业利润率的上升与税金的如期缴纳，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国有企业自身来说，能够将有限的销售收入转化为显性福利或潜在福利支出，就可以使企业内部职工的货币收益或非货币收益最大化；另外，国有企业还得顾及其内部所办集体企业职工的生活问题，否则，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压力集团会施加无形的影响；尽管国有企业要步入市场或已经顽强地步入市场，但其与社区之间的那种命运共同体结构，也使其不得不观顾某些社会问题（如职工家属的就业等）。 第二、国有企业的“福利功能内卷化”趋向，与其面对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就市场而言，是否存在某种既定的为国有企业所需求的福利产品及可替代产品，是国有企业保持专门化的前提；就企业而言，即使市场上存在为国有企业所需的福利产品或服务，但倘若这种产品或服务的交换价格高于国有企业内部生产这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企业就不会从市场交换这种功能需求。如果市场缺失为企业所需的“福利功能”供给，而企业又迫切需要该“福利功能”，那么，其只好通过自己的生产来满足这种需求，否则，它就只好寻求其他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对职工来说，以成本价或以福利方式消费的各种福利，就较社会供给的、以市场价或盈利价提供的服务“便宜”得多。 表面看起来，每一个国有企业的内部职工，每月从企业领取的货币工资数额是有限的，但其为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