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得与失——从几个关键词谈起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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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得与失 ——从几个关键词谈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史忠义 内容提要:论文在简要回顾符号学旅程的基础上,通过四十年来的实践,以若干文本概念为例,从原文本论述的分析中,指出符号学的某些得与失。 关键词:符号学 文本理论 得与失 一 符号学旅程的简要回顾 “符号学的得与失”这个题目太大,故以副标题“——从几个关键词谈起”限定之。但这几个术语又是符号学生命攸关的关键概念,所以主标题又对它们有所提升。另外,拙文还可能涉及几个独立的学科,它们亦可以从属于符号学,题目小了便无从谈起。 符号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索绪尔在1916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提出来的。索绪尔当时已经提出了更应该属于符号学的概念signifiant 和signifié,即“表意手段”和“表意对象兼表意结果”。后来这两个概念被语言学先用了,通译为“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复量”(paragramme)概念。“复量”概念是巴赫金“复调”概念的先声,遗憾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整理者、索绪尔的学生兼同事夏尔·巴伊(Charles Bally)未能充分论述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中译本的译者未必准确把握了这个概念。李幼蒸先生在没有语境、未读原文的情况下把这个术语译为“副语法”显然属于误译。这个概念的发现,说明笔者在《从对话原则引出的双重思考》里的下述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上述20世纪初出现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阐释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对话思想或对话现象的例子,使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一,对话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对话的真谛即泛对话。我的意思是说,对话是各种学科、各种领域的普遍现象,绝不仅仅发生在小说体裁范畴之内。当然,巴赫金的功劳是巨大的,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对话理论。”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也有符号学的萌芽思想。 20世纪六十年代起,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A. J.格雷马斯、热拉尔·热奈特等人,从不同、但又比较接近的渠道,在法国真正开始了符号学研究。罗兰·巴特1964年发表了《符号学原理》一文,1985年结集出版了《符号学的机遇》(L’aventure sémiologique)一书。《符号学原理》后来出了中文的单行本。这是他研究符号学的主要的两部著作。其他多部著作如《时尚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 1967)、《S/Z》(1970)、《文本的乐趣》(Le plaisir du texte, 1973)、《叙事诗学》(Poétique du récit, 1977)、《符号的帝国》(L’Empire des signes, 1970)、《明室》(La Chambre claire)、《艾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 1989)等,都有显著的符号学研究的影子。《符号学原理》从四个维度即语言与话语、能指与所指、范式与系统、外延与内涵的区分方面阐述符号学的基础知识。《符号学的机遇》一书除了《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和《旧修辞学——记忆术》属于原理性阐述,其他文章更多地是符号学方面的分析实践。罗兰·巴特的特点是高屋建瓴,简练,善于总结,几乎总是站在旗手的位置上。笔者以为他的符号学思想大概离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最接近。索绪尔当初可能也是想开发、总结出若干最有概括性的概念,作为符号学这门学科的支柱就行了,可能并没有想搞出那么多数学公式来。 格雷马斯是巴特的朋友,是他四十年代中期介绍罗兰·巴特阅读索绪尔的著作的,从而开启了巴特的理论探索之路。格雷马斯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词汇学和语义学。1966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结构语义学”的讲习班,重在探讨方法论。这个讲习班和格雷马斯的这部讲稿培养了后来在法国逐渐鹊起的一代理论家。格雷马斯的讲稿是自成体系的,创立了语义学这门学科和这种方法论。格雷马斯的特点是低调,厚重,深邃,善于做系统性研究。八十年代中期当陈述诗学在法国学术界兴起、主张以动态的学理关系代替结构主义包括结构主义语义学的静态关系时,格雷马斯没有争执,他明白学术领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默默地继续自己的学术耕耘。蒋梓骅译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最后收录了这位学术大家1947年至1998年的著作目录(格雷马斯1992年去世),让我们一睹他的风貌。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罗兰·巴特的学生,一代才女。她来自东欧的保加利亚,熟悉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也了解巴赫金的思想。她思维敏捷,善于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学识渊博,思想开放,追踪前沿。由于她是巴特之外论述“文本”概念最多的学者,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用它来阐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由于她提出了符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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