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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献学的交叉与综合研究 周少川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院) 中国的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是传统学科，古代先贤已在这个领域作出令人叹服、甚 至有的是难以超越的成就。当然，由于当今古文献的集聚、交流和使用要比古代方便得多， 时代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我们依然可以运用传统的方法在文献学研究上有所拓展和创获， 然而毕竟是有所局限的。因此，新世纪文献学要有大的发展，应该注意交义与综合研究，方 能有新视野和新领域。本文拟就此问题略陈浅见。 (一)促进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20世纪下半叶地不爱宝，大批的考 古文物和地下文献被发掘，改变了以往人们在文献学中的一些传统看法。比如，辨伪学方面， 历来被疑为伪书或以为不存在的《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春秋》，通过1972年的山东 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证明确有三书；比如近些年大量战国简(如较近的郭店楚简)、秦 简、汉简、三国简等的出土，竹简的制作体制，即长宽、个简的字数、编连的形式已经1卜常 清楚，然而各种文献学著作或教材，均朱对所收各期竹简书的体制作系统清晰的总结。又比 如简帛书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使用的时间与文献学论著中关于简帛书史的论述出入很大，历来 文献学叙述文献发展史，总是认为自东汉蔡伦以来，纸的使用逐渐普及，三国时纸写本已较 多，可能还有一些帛二8，竹简的使用应该很少了。然而，前些年长沙走马楼十万多枚三国简 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三国时期，竹简的使用量还是很人的。如此等 等，20世纪以来这些重要的发现和新的信息，我们文献学论著或者教材，几乎少有涉及。 1993年发现、1998年正式公布的“郭店楚简”，使我们知道《老子》书的源头至少有三种， 郭店简本《老子》、传世本《老子》和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它们在内容利编排上都存在极 大差异，然而这只是一些搞思想史的、考古学的以及古文字的学者在进行对比研究，而搞文 献学的却涉猎极少，极少利用新发现。 开展出十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不仅从内容、体例，还是产生流传的时间，甚至 关于字体、简帛的形制等等，都应该通过有关比较，改变或增添文献学的内容。从银雀山汉 墓到马王堆汉墓及郭店楚简，都有人批出土文献能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如《孙膑兵法》、《尉 缭子》、《晏子春秋》、《周易》，郭店楚简的《老子》、《礼记·缁农》、《五行》都可与马王堆 的帛书本、传世本，或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的战国竹简本，进行比较或校勘，从而整理出更 符合古书原貌的典籍。 12 (二)文献学要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众所周知，文献的产生、聚散，文献学 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密切相联的，冈此，文献学史的研究如能与社会 史、：艾化史的研究相结合，会相得益彰，有利r加强文献学史研究的分量。比如，有些学者 近些年所做的古代和近代私家藏二}s文化研究，如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二珏楼研究》 (中华jf5局1999年版)、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周少 川《藏’忙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就注意了 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结合。他们的成果，“视野开阔，整体关照，都将藏-f5 视作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着眼点虽在 藏书，但目光却是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深层变迁，这种文化视角的采用是自觉的，比如后两 书都在卷首的绪论中对以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然后解释采用文化视角的必要性。这种探 讨角度的转换无疑对中国藏书文化会有更新更深入的认识”。文献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结 合的研究，拓宽了研究视角，而研究角度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观点的变化，以前司空见惯 的现象就此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作者对古代私家藏书与社会历史环境相互关系的论 述，这一问题以前涉及较少，作者结合丰富的古代藏fS史料，详细论述了政治经济条件和学 ■ 术文化演变对藏书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了北风南移和私家藏j饽文化中心的转移……对古代 藏书楼、藏书章、藏}S习俗、藏书嗜好等问题，以前只是作为典故趣话来谈论，但在作者眼 里，它们都是古代藏书家文化心态的生动见证，对于揭示他们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 值。如果不是文化视角的采用，是不易发现这些问题的重要价值的”1。由此可见，走文献 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道路，是可以产生许多新视野和新创获的。 (三)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