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和谐社会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docVIP

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 关于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应有补偿的调查与分析 黄河清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内容——发达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权益，都应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和保护。而对 “弱势阶层”的社会关怀，更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民主、文明程度的基准。国营企业下岗失业职工这一群体的形成和日益“边缘化”问题，是我国经济机制深层次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就业政策和体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反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一、 下岗失业职工愈来愈严酷的困境 １９９４年、９５年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以前，我国许多行业（军工、煤炭、林业、机械制造、纺织、轻工业、不景气的电子行业以及大部分地方国营企业等）待工、双停、低薪或无一分钱停薪放长假回家等现象，已经存在。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正是国家各项改革措施全面实施阶段：房改——由原来很低的租金改变为自己掏数万元将正在居住的房子买下来；医疗改革——由原来的免费看病住院改变为自己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实行“医保”后医疗自费的比例就更大了；教育改革——由原来的十分低廉的学费（许多企业子校免除学费）改变为中小学每年七、八百元甚至千多元，供养一个大学生每年万多元；农业改革——随着粮价的增长物价大面积涨浮等等。这些职工在下岗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 国企“４０、５０”下岗失业职工都是经历多年“上山下乡”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陆续招工、顶替进入企业的。所从事的工作是他（她）们唯一的生存技能；工资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劳动的双手是他们唯一的“生产资料”。一般都是从18元学徒工开始，四、五十元定级后十多年享受低工资待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开发以后，工资逐渐提高，才有了微薄的储蓄。突然间，由于企业严重亏损、停产、倒闭、兼并或重组，被“剥离”、被“分流”，下岗自谋生路。成千上万的职工，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突然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维持家庭正常开销的每月工资，生活一下陷入困境。20世纪90年代末，下岗职工开始陆续进入下岗中心，在企业代交“三金”后，每月可享受200多元的“基本生活费”。再加上自己打工的工资，只要没有大的波动（重病、天灾等）生活还能维持。进入21世纪，大部分下岗职工“协议期满出中心”丧失了每月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各地执行政策的误差（１６不准、１２不准等），绝大部分享受不到失业救济和“低保”；因年龄、身体、知识层次低等因素，工作渠道越来越窄。失业者中一小部分人还可通过辗转变更的打短工来维持生计，而更多的失业者则寻求非正式社会网络（家人供养、亲友资助、举债）来解决吃饭穿衣、子女教育、看病等生活必需。他们已经受不起任何风险，一遇波折，马上跌入贫困线以下。 1、 基本生活水平急遽下降，稍有波折就会跌入“绝对贫困” 社会学家一般这样定义：绝对贫困——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相对贫困——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在“４０、５０”下岗职工面前，“绝对”与“相对”的界限是那样模糊。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非个体因素），绝大多数“４０、５０”下岗职工所具有的文化水准、生存技能、与２１世纪知识经济所需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从各地普遍举办的“下岗工人免费培训”内容就可以清晰的发现，所提供的大都是小吃、足疗、修理、家政、美容等传统体力技能。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竞争力和生存地位已经弱化至微乎其微，即使完成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也已经很困难了。何况还有来自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缺憾；何况还有来自社会对弱势群体（我国宪法尚未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精神和规范）的漠视、歧视的不公正。 如果说，20世纪中国媒体对下岗职工的报道可以用“生活下降，困苦、焦虑”来表达。那么，进入21世纪，尽管有关下岗职工的报道越来越鲜于见诸报端，已经出现了“悲惨、自杀、被抛弃、群体性事件”这些触目惊心的词语。 在沈阳。一个普通下岗工人家庭， 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下岗。妻子无奈跟人走了，留下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失意的男人，断续的就业，绷裂的神经——“掏出家中仅剩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城市贫困探访录》－《南风窗》－２００１年第十期） 在安徽。生存的绝境逼迫下岗女工 “自缢家中”。2004年12月《现代快报——快评天下》、《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相继披露了合肥市下岗女工刘和芳的悲惨境遇。“6岁女孩的母亲，离异。7年来几乎天天吃咸菜饭；自杀当天锅里有一碗盐水煮萝卜；死前由于无钱交10多元的水表安装费，家中已断水一个多月；7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刘和芳曾向政府部门求助，接待人员让街道派人把她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