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docVIP

《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三国演义》（注：从现知最早的刊本至今，《三国演义》刊行的主要正式名称不下十数种。如非必要，本文一律以《三国演义》作为共名。）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及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普遍关注。但自《三国演义》刊行到19世纪末，由于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的局限，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依然主要沿用“比附经史”、“劝善惩恶”等儒家诗教观念，对作品或作感悟式的道德评判，或作辨伪式的史实考索，等而下之者甚至肆意谩骂、一味诋毁。其间虽亦有如清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之类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观念与批评方法上未有根本性突破。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及学术转型的日渐完成，《三国演义》的研究方始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研究畛域。　　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地呈阶段性演进之势。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自50至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三国演义》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然而由于受“左”的僵化思想的影响，研究的思路比较狭隘，模式比较单一，尽管在“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焦点上讨论热烈，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至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才逐步回归学术本身，并呈多元发展之势，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并在从原先隔绝状态逐步走向交融的过程中，与国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进程的梳理、对其成果与不足的系统总结，为21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突破与超越提供新的学术起点。　　 一　　20世纪前50年，《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但彼此的发展曲线是各不相同的。概而言之，最初10年为起步阶段，承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之余绪，无多大价值。20年代出现第一个高潮，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30年代渐趋沉寂，至40年代形成第二个高潮，研究日益走向广泛、精细和系统，与前一个高潮前后呼应。　　第一个高潮的前期以胡适、钱玄同、谢无量、鲁迅为代表。胡适与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见解主要见之于他们于1922年为亚东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言中；无论是胡序的否定性的还是钱序肯定性的评价，从观念到形式，都体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创见不多。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作者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着重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其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开了运用域外理论方法研究《三国演义》之风气。鲁迅对《三国演义》虽无专论，但在其出版于1924年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从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对《三国演义》所作的论述，同样以见解深刻、论断精辟为学界所重。第一个高潮后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有关此书版本与研究资料一系列新发现激发的访书热和版本文献研究上，这一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先是1924年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被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尔后，经马廉、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努力寻访，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及众多万历间刻本相继发现。马廉汇集其多方搜集的调查结果而成的《日本三国演义调查》一文(1929)，孙楷第继而“博考载籍，旁搜故实”而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1933)，代表了当时《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异于毛本的早期刻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和出版界不失时机的影印刊行，为研究《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递嬗及章回小说的演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坚实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于1930年访书宁波时发现的《录鬼簿续编》，因其中载有罗贯中小传，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罗贯中身世、著述的热潮，开后世作者研究之先河。郑振铎在访书的同时致力于《三国演义》的学术研究。从1929到1931年，他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其中长篇论文《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对三国故事的演变、《三国演义》版本的嬗变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