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元典研读丛书》总序.docVIP

《先秦文学元典研读丛书》总序 邵炳军 “元典”属于文化学范畴，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因此，在当代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甚至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诸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他们研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它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近乎道”知之至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大约在公元前世纪到公元世纪，人类历史上一个“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探索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产生元典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值先秦两汉时期（公元220年以前），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尤其是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已经达到了后人企及的高峰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晏子春秋》楚辞。 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它们文学未来走向 同时，先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也就是涵盖现代学科门类划分中所谓“文学”、“史学”、“哲学”融合为一的文学观念。如《周易》可以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但你很难说其中的四言体“爻辞”不是诗歌作品，你也不能否认“康侯用锡马蕃庶”（《易·晋》卦辞）的史料价值。又如，《左氏春秋》可以说是一部史学著作，但你很难否定其高超的叙事艺术没有文学元素，你也不能否认其所载周王、诸侯国君、公卿、大夫、文士创作的成文原本就是独立成篇的散文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文史哲兼容的文学观念，才使这一时期的“元典”性作品具有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兼容的特质，它们中大多兼有文学元典与文化元典的双重身份为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文化精神垂范久远的指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热情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创新求变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1、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先秦文学“元典”教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就目前高校的现状而言，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讲析“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相对空疏的“文学史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身处高等院校，常常会碰到一些以“大师”自居者，但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又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的时代。 纵观现当代学术史，我们的前辈学者大多是从熟读先秦文学“元典”起步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的。这些“大师”们，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品德情操高洁，人文情怀浓郁，国学根底深厚，这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师”的最主要的原因。如笔者所供职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他原本是学习历史学的，后来才转而攻读力学。他不仅仅以“钱氏定理”闻名于世界力学界，而且以其深厚的人文修养为世人所敬仰。每当傍晚时分我们在由他创意设计的富于人文色彩的美丽校园里漫步时，每当我们在校园中心的文化广场领略大自然的美好景色时，尤其是每当我们在“泮池”观鱼时，无不为钱老谙习中国古代诗歌“元典”性作品《诗经·鲁颂·泮水》而叹服。从这个意义而言，钱老是上海大学当之无愧的“象征性文化符号”。 可令人十分愧疚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高校正规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们，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有不少人既不懂小学，又不通经学，他们也敢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许多学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自然科学界“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学者了。当然，笔者绝非厚古薄今之狂徒，更非妄自菲薄之小人。因为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故我们必须坚定一个信念：注重指导学生学习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生命基因的先秦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当然，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与循序渐进的学术积累而形成的“底色素质”。只有真正拥有了这种“底色素质”，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给青年学子以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