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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以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为例 引言 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也称品格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审前调查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等, 即对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 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 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目前，国内相关法律已经在少年犯刑事司法活动中规定了类似制度，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为了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简称《法院规定》）中的第21条规定，认可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简称《检察院规定》）第16条第4款规定和第34条规定，也认可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这一系列法律规定，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适用，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并且，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国内的司法实践经验表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对少年犯准确合理地定罪量刑，有利于刑罚对少年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共同实现，有利于贯彻落实我国“教育、挽救和感化”的刑事政策方针，有利于少年犯获得被害人及其家人和社会宽容，有利于保护少年犯未来的成长和发展。然而，作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由于自身问题的羁绊和我国现阶段司法环境的制约，在我国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推广中受到了阻碍。因此，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国内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有必要深入具体地探究该制度在我国推广中受到阻力的原因，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以及进一步试着展望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能够在我国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得以适用的美好前景。 为此，笔者通过考察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概念、内容、法理基础和国内实践情况，发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作主体和其诉讼地位不统一、不明确；异地调查的经费来源没有保证，异地调查制作的报告，其可信性受到质疑；调查报告内容不统一、不明确、形式化，不易被法官采信；少年犯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范围不明确、不统一，有的地方重视，有的地方轻视，由此可能产生情况相近的案件，存在量刑上的差异化；少年犯社会调查报告是否能够作为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以及应将其视为何种证据存在争议。继续深入分析上述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或言之，通过一个混乱无序的制作流程，是无法得到一份内容真实充分、逻辑严谨和用语准确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因此，如果从实体角度出发分析解决此中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进程中有其局限性。相反，在我国现阶段的司法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的大背景下，若从程序角度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是可行而又相对容易的。尤其在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大背景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可以在获得量刑程序改革中相关制度及其司法实践经验的支持下，通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通过调整完善自身加以克服相关问题，从而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得以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得到全面运用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所以，笔者欲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本身出发，去观察和发现该制度在国内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试着在“发现之旅”上找到正确的道路。 一、启程：认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根据此规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简称《报告》）开始在国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被采用，其基本含义是指，由一些具有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专门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人，以该未成年被告人为中心，对与犯罪行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本案相关情况、未成年人本人的基本情况、社会生活情况、家庭情况、受教育情况、职业情况以及其他必要事项），然后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该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综合、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的、专业的分析判断，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通过此概念分析，可以大概地推出《报告》具有科学性、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