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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营运动 －探索中国公益产业的成长路径 吕朝 摘要： 在中国迈向“和谐社会”的社会转型期，非营利机构（NPO/NGO）在满足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在目前数量少、能力弱的情况下应如何借鉴已经相对成熟的企业部门的成功经验和方法手段尽快成长壮大起来；同时本文也将分析企业界参与公益慈善的策略和途径，以及政府、公众等在催生中国非营利行业中的重要作用。 内容： “形势比人强” 第三次分配 “因使命而生”和“因需求而生” 谁更需要公益 “新民营运动”的来临 增量为王 从三条腿到三个圆 穆罕默德·尤纳斯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从边缘到主流 要挤掉“企业公民泡沫”吗 公益光谱论 寻找中国的“卡耐基” 打造中国公益“产业链” 供应链、市场细分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零成本”阻碍公益职业化 “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 “造钟人”和“报时人” 形势比人强 “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在业内已讲了多年，但春雷涌动是一回事，甘霖普降又是另一回事。当你看到中国最早的“妇女热线”创始人王行娟76岁高龄还在为如何养活她的几个固定员工而四处奔走；名声在外十几年的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星星雨”还只有非常简陋的活动场地，你就会感到“春天来了”与其说是对形势的客观判断还不如说是乐观派们的自我激励。对大量步履维艰的公益慈善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来讲更实用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瓦尔特的那句明言“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 从去年开始，“公益慈善”几乎成为从政府到民间，从媒体到公众，从强势集团到弱势群体共同关心的话题。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搞清NPO、NGO究竟代表什么以及“公民社会”的确切含义的同时，对诸如“企业公民”、“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新概念的讨论已相当热烈了。发展社会组织、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这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议。主管公益慈善和民间组织的民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然而，作为公益业者，我们应该是冷静的，这个历史机遇的形成恐怕并非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有多么出色使社会各界终于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非营利组织（包括公益慈善组织，下文中可能混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来满足某些迫切的社会需求，正所谓“形势比人强”。 第三次分配 为区别现有的按劳取酬的“一次分配”和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个人所得的“二次分配”，学界普遍把富裕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的“公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第三次分配”机制。 虽然周其仁等学者对过分迷信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提出置疑，但我国确实已到了由于贫富差距而导致社会不安定的警戒线。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33倍)。2006年5、6月间，政府最高层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在专家开出的所有“药方”之中，推进慈善事业发展，运用“第三次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希望工程”为例，中国青基会的统计，希望工程捐款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底收入阶层。 “贫富差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导致数次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起义，同样也“造就”了西方的现代慈善制度。这种在洛克非勒口中的“伟大的制度创新”百多年来为维护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宝贵传统，当国内舆论普遍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相继宣布捐出绝大部分个人资产而惊叹的时候,西方社会也只不过把它视为又一次财富的轮回。 “因使命而生”和“因需求而生” 在非营利界，大家普遍接受一个说法，即“NPO（非营利组织）是因使命而生的”。不错，许多从事公益慈善的职业人士和志愿者，都有一种圣徒般的狂热和使命感。当所有的MBA教程都在强调使命（Mission）和愿景(Vision)之于企业的重要性的时候，使命之于一个非营利组织则更应是立身之本。然而，许多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表述动辄“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则显得大而无当。“身在北大洼，胸怀亚非拉”的笑谈其重点不是对志大才疏的讽刺，而是对漠视身边虽琐细但真实的需求的批判。 NPO同样是因需求而生的。这个“需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在现阶段所出现的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空白。 海南中国改革研究院的迟福林教授指出：当一国处于人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