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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该学会讲理 　　摘要：现代大学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发展的中心或基地，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传播“理”，发现（新的）“理”，创造（新的）“理”（思想、理论）。“理”既是大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也是其存在、延续的理由。现代大学追求、探索、维护“理”的基本方式是“讲理”，通过“讲理”让学生知道这些“理”，认同这些“理”，践履这些“理”。大学讲理的条件是大学管理者与教师要“讲理”，对学生也要“讲理”。然而，现实的大学在这方面却是缺失的。究其原因，在社会方面是因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滞后，在大学方面则是由于制度的落后。 　　关键词：理；讲理；不讲理；学会讲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对于我国大学的发展思路，杨东平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前瞻，而且需要回顾。当前我们亟待补上的，恐怕是由五四知识分子启动而尚未完成的启蒙，使诸如教育民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样的现代教育ABC重新成为普遍的常识……”[1]（P9）如今距杨先生的论断已经十多年了，高等教育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发展方面都非常活跃，也可以说非常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在向作为现代大学ABC的教育常识回归方面，甚至在对这些大学常识的认识方面，则可以说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在行政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日常化的大学活动中，无论是一些被媒体封赐、抑或是个人自视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还是一些自觉很有学识、很有内涵的大学教师们，对上述的大学常识几乎都熟视无睹，不但少有人为之呼吁，而且对于有些学者的热切呼吁，还多报以冷漠或者不屑的态度。 　　事实上，在如今的大学中，可以说没有多少人会用心地关注或讨论大学的基本制度和思想问题，甚至学问的真假及深浅问题；人们真正用心关注的，主要还是学校及自己单位的权力结构变化及趋向问题，特别是个人的升迁、利益、地位等问题。在大学内部的各种聚会中，人们可以很热烈地讨论“非诚勿扰”或“世界杯”（欧冠赛），可以很投入地讨论股票和房价，但是却很少、甚至没有人真正地讨论学问或学术问题，没有人认真地讨论社会是非或前景问题。与此同时，在大学的日常工作中，人们似乎更愿意认可现成的社会思想秩序和意识潮流，习惯于讲规定、讲文件、讲面子、讲关系、讲权力，但不习惯于讲道理：探究问题的真伪，追问事物的原因，进行社会问题批判；尤其是不习惯于思考和探索自己身在其中的大学的理念、制度、传统、形态、前景等问题。 　　显而易见，人们并非没有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而是认为“讲这些”没有用，对自己“无利可图”。所以，在如今的大学中，人与人、同事与同事、群众与领导之间，已经习惯了不讲社会问题和大学问题，习惯了不“讲（社会公）理”，甚至变得不会“讲理”了。而大学中的不讲理，或者不习惯讲理、不会讲理的现象，说明这样的大学活动还在远离自己的ABC，而这样的现实也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一、“理”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什么是“理”？人们或许有多种定义。但作者以为起码有这么一些基本含义： 　　其一，“理”是社会普遍性规律和法则的凝结和抽象，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和思想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行为中的普遍性正义或公平原则，其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真理、公理、道理等。 　　其二，“理”在西方哲学中被称为“理性”（人性），也被称为“理性认识”、“理性原则”、“理性法则”[2]等，是西方大学活动追求、维护、发展的基本目标。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利瓦伊认为：“大学应该是社会理性进程的监护人”[3]。相对而言，中国的古代大学就不追求“理”，而是追求“道”，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对于“道”的内容，则又有“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不可道”的矛盾说法，致使“道”成为个体性的修养目标（修、齐、治、平），造成关于人的价值、意义、权利等问题在社会思想层面上的“空场”。而中西大学在教育目标方面的区别是，西方大学追求的是通过逻辑推理、辨难驳伪、实证研究来获得真理和原理；中国古代大学追求的是通过历史、经验、感悟来建构学生的精神信仰和伦理信念。西方哲学中“理”的基本内涵是：由科学方法（主要是逻辑方法和实证方法）证明的、事物活动的普遍性规律，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内容，其表现形式是书面化的意识、理论、观念、思想。这种“理”来自于对自然及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分析，反映的是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具有普世性的特征，与那种基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需要而建立的、具有明显局限性的宗教之理、宗派之理、学派之理、圣人之理是不同的。而中国的“大学之道”，遵循的是政治功利主义逻辑，教育目标是由“内圣”而“外王”，然后是“学就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其三，西方的“理性”概念传入我国后，往往被理解为“自然及社会活动的普遍性法则或理智性原则”，类似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的定位。而人们在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