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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汉语委婉语 【摘要】 语言的交际职能是语言的生命力。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委婉语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并不断改变完善的，它使语言的交际更为圆融和自然。汉语委婉语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它的产生受到民族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结构、民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特征及价值观体系等一系列超语言的人文因素的影响。委婉语是由“指称”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决定而构建的一种语言替代，对任何所指物的委婉表达，都是通过语言替代来实现理想的语言效果。 【关键词】 委婉语 文化 语言替代 【正文】 美国语言学教授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L.R.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语言理解就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 李泽厚先生曾就“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论述了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关系，语言与文化也是如此密不可分。语言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无到有，逐渐演变，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其它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在一起，反映着文化因素，同时也被文化的变迁影响。逻辑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书中曾经有关于语言的阐述——语言图象论。他认为语言是世界的投影，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结构，通过对语言的剖析，可以看清世界。 而我国杰出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对此作了浅显简明的总结：“语言文字是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汉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汉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中庸”，话不能说得太满、太绝，但许多事情还不得不表达出来，因此人们就在言语中更多地采用了委婉语这种表达方式。但词和句子本身并不是委婉语，只是在语言的运用中才使它们成为委婉语。委婉语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背上了鲜明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标记，表现出强大的交际功能。,它的产生受到民族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结构、民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特征及价值观体系等一系列超语言的人文因素的影响。 “忌讳”是汉民族心理层级体系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语言禁忌是产生委婉语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汉民族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言语交际中避俗求雅、力图含蓄，这是委婉语产生的另一个原因。而委婉语在当今社会的使用，除了上述两点，还有力求礼貌幽默、模糊政治军事局势严重性等原因。以下分别作简单阐述。 对崇高神圣或令人讨厌的事物的禁忌。人们对某些人、某些事物特别崇拜，认为直称他或它的名称是大不敬的行为,因此必须禁忌。避讳就是一例。对尊者、长者等不能直呼其名，哪怕是读音有点相近也应当回避。再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秀才”一词就已产生，但刘秀做了皇帝后，为避其讳，就将“秀才”改为“茂才”。同时，对一些特别讨厌的事物，不愿提及它，也要禁忌。如对于明朝的人来说“元”是十分痛恨的，所以明朝人把“元来、元任、元由”等词的“元”一律改成“原”，成了“原来、原任、原由”。 对危险恐怖神秘事物的禁忌。“死亡”在人们看来是一件恐怖危险的事情，常常要对它表示禁忌。人们还用“死”的不同说法，表现不同阶层、身份和年龄的人的死，表现死的不同原因、方式，以及不同的感情色彩。如“崩”，意谓天崩地塌。帝王之死，犹如天崩地塌，为大国之难，因此婉称帝王或帝后死亡。同义的还有：崩驾、崩殂等。薨，房子坍塌时发出颠坏之声而令人震惊，古代用以婉指诸候或二品以上大官之死。类似的有：薨背、薨逝、薨陨等。“不禄”则专指士大夫等一般官吏之死。而现代则多用不在、故去、逝世等表达死亡之意，在一些庄重、严肃的场合，也用安眠、安息等。 对不洁或难以启齿的事物的禁忌。这些大多是有关人体器官、生理现象等的词语。例如，把厕所称作“洗手间”、“卫生间”等。再如，比起西方民族，汉民族文化传统中，性观念更为严肃保守，性心理更为含蓄羞涩，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都比较牢固，性行为受到较好的道德约束与社会控制，加之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淀，言语过程中有关“性”的一切均属禁忌之列。 汉语的称谓中委婉语众多。作为礼仪之邦，汉民族非常重视言语交往过程中的礼尚往来，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还要力求雅致，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同义称谓语。一般说来，直称则比较通俗，婉称则显得文雅。例如，称妻子的父亲为“岳丈”，比“丈人”要文雅些，但比起“泰山”、“冰翁”来，后者则更加典雅。 汉语委婉语不仅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而存在，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汉文化中有关价值观的许多信息，为数不少的委婉语也应运而生。例如，中国人在与价值观念有关的“钱”的问题上，态度表面看是矛盾的：一方面“君子言仁不言利”；另一方面“钱”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