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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formalist criticism）英美批评家通常用这个术语指称“新批评派”的理论与实践。1951年克林思.布鲁克斯在论辩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他说：“为了对作品本身作出评价，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两点假设：一、假定作者的真正意图就是他在作品中实际表现出的意图；也就是说，只有作者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能算数，至于作者写作时怎样设想，或者作者现在回忆起当初如何设想，都不能作为依据；二、假定阅读作品的是一位理想读者，也就是说，不去注意不同读者对作品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而是努力找到一个中心立足点，以它为基准来研究诗歌或小说的结构。”（《形式主义批评家》）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则说：“形式主义批评的唯一目的是发现和解释文学作品的形式。这种批评方法把文学本身看作是独立的，因此文学作品以外的考虑，如作者的生平、作者所处的时代、作品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意义，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形式主义批评家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简述为：文学作品是什么？文学作品的形式和效果是怎样的？这些形式和效果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直接来自作品文本。”（《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这种批评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魏伯.司各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 形式主义批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形式主义一词从它的对手加给它的贬义来说，指的是1915年到1930年期间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潮流。形式主义理论是结构语言学的起始，至少是布拉格语言学会所代表的潮流的起始。”（茨维坦.托多洛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编说明》）这个批评潮流是由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鲍里斯.艾亨鲍姆、尤里.图尼亚诺夫、奥西普.勃里克等人组成的彼得格勒诗歌语言研究会和由罗曼.雅各布森、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来推动的。艾亨鲍姆回顾说，俄国形式主义的目的是把文艺学“从古老而破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并迫使它重新检验所有的基本概念和体系”。“在形式主义者出现时，学院式的科学对理论问题一无所知，仍然在有气无力地运用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古老原则，对研究对象感觉迟钝，甚至这种对象是否存在也成了虚幻。我们无须和这类科学较量，也不必多此一举”。真正的对手是象征派理论和印象派批评方法，“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形式方法的理论》） ????艾亨鲍姆、米哈伊尔.巴赫金、托多洛夫等都把俄国形式主义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最初阶段（1916-1921）是在论战中提出口号和理论原则的时期。形式主义者们从反对文学艺术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文学作品由形象构成的传统看法开始，提出了文学作品是“手法”、是形式的总和的观点。这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视为“批评的革命”，因为它要“中止艺术作品是模仿（即占有内容）的常识性的看法”，而代之以形式主宰一切的观念。（《语言的囚牢》）有意义的工作是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构成，由此概括出诗歌语言和普通语言（日常语言或散文语言）的区别。这一区分不仅使形式主义者把“文学性”确定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且还获得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范畴，如自动化、陌生化、可感觉性、复杂化形式、阻滞等。在第二阶段（1921年以后），“诗学语音学问题开始被理解得更为广泛的文体问题所代替，被文学作品的结构问题所代替”。（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前一阶段的理论构想被进一步实证化、具体化、系统化。在诗歌结构、叙事诗学及文学史方面探讨了许多“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其中有些成就被证明“已经走在20世纪文学理论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之前”。（安纳.杰弗森《俄国形式主义》）例如“支配”、“突出”、“变形”等概念已成为现代文体批评中的基本术语；对本事与情节的区分、关于母题的研究以及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等等，使形式主义的叙事诗学成为现代叙事学的直接先驱。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结构－功能概念及分析方法，使“形式主义开始在不易觉察的过程中步入结构主义”。（罗里.赖安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这些成就致使“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发，都在强调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不同趋向，并竭力把自己对它的解释，说成是唯一正确的看法”。（杜威2佛克马、厄路德.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受到的批评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它对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质的轻视，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反驳。但是即便如此，系统批判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巴赫金仍然指出：“形式主义总的说来起过有益的作用。它把文学科学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上日程，而且提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