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统一货币一波三折.docVIP

新中国统一货币一波三折 1949年8月3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59天。 　　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B24机群，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这6架国民党轰炸机随后例行公事般的扫射了黄浦江上的船只，以封锁这个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它们最后在城市上空示威般的巡航一圈，扬长而去。 　　据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当时上海第二高楼百老汇大厦的22层楼顶就架设着机关枪，激烈地开火，但仍无法阻止敌机的侵扰。 　　不过，空袭警报和爆炸，并没有打断百老汇大厦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陈云在内的158名中共高级经济干部，仍在讨论如何解决比空袭更为严重的问题。 　　上海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被后人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刚刚结束---解放军进驻上海证券交易所，抓捕投机分子，赢得了“银元之战”。如人们所知，“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即将到来。 　　在这座大都会之外，是一路向南，将胜利战局不断推进的解放大军。过去由各解放区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这五六百万人的给养如何解决，问题实际而迫切。 　　为了解决上海问题和部队补给，此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召集各大解放区、野战军的财经部门领导人，在上海专门开会。他们希望完成一件自清政府覆灭以来中国一直无法实现的大事：统一全国经济。 　　“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此时，连同国民政府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各地750多万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1949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303亿斤，支出则达到567亿斤。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织形态已与国民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寄书中央政府：中共此时面临的危机与过去3年国民政府的情况相似，如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5月10日，“小个子”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 　　7月，从华北财委调到中财委的李海，在全体干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云。 　　陈云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陈云最早的经济工作经历，的确就是在上海“摆摊”：当年为掩护地下党身份，他曾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并颇有收获。 　　后来他曾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据周太和向《望东方周刊》回忆，陈云在东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着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 　　陈云的经济才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4年，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9年初，毛泽东专门要求陈云到西柏坡，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开始谋划统一财经。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