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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政略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看到甘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仍然要依靠央企在这里的投资和开发。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决定了甘肃的发展，甚至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一个公司行为，而非国家行为。这些经济区的建立，说白了靠的就是中石油、中铁、中国水电、华能这些垄断巨头。因此，甘肃开发的主体决定了甘肃的原住民很难参与到自己家乡开发的工程当中去，如果参与，也只是劳力而不劳心，更有甚者，在开发者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之后，甘肃的公检法机关还必须维护开发者的利益，来稳定社会大局。在这样的建构模式之下，即使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原住民们依然是扶贫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致富的行动，也就不会享有劳动的果实。当然我不否认有人会从中投机牟利，但对于甘肃的广大群众来说，那只是少数。所谓的经济区依然是农村包围并仰望城市的一副图画，当地的官员可以为了政绩在广大农村建几个节水示范区、治沙示范区、绿色农业示范区，但那只是“点”，行政官员们都知道“点”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不是线，更不是面。 　　可能我以上的言论多少透露出了居心叵测的意味，为了打消我的这种怀疑，有必要把这份文件继续看下去，下一部分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它包括了公路、铁路、民航、水利、城镇基础设施。这一部分提及的都是好事，主要列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我不应当再去猜测。但也证明了我上面的怀疑，那就是甘肃的开发，是一系列的公司行为，垄断集团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四部分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包括五条。前四个是区域性措施，最后一个是关于治理的问题。主要提及了祁连山冰川、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甘南重要黄河水源补给区和区域性水土流失。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很严重，大多都是在联合国挂上号的，都有负责专门治理的机构，但由于这些地区多年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居民生活习惯积重难返，所以治理也非一日之功，必须做长远的规划。希望这五条措施能够坚持下去，真正构建起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 　　要重点谈到的是第五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我们要去考虑的，是国家在新农村之前加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标签所起到的现实作用，意识形态的烙印对于经济建设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益的?在《意见》当中，具有甘肃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包含了四个方面：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突出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县域经济和劳务经济。以上四点的意图在于，只有找准了当地农业发展的特色，夯实了农业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够建设起来。而甘肃当前局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理念与此是完全相悖的。新农村建设变成了统一的住宅小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在农民心目当中成为了“新农村”工地，并且数量蔚为可观。而在广大的新农村“建成”之后，当地农民依然贫穷落后，他们住不起“新农村”，能够住得起新农村的也只有那些示范点上的农民。 　　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在这里由一种理念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央原本的意图：在新农村之前冠之以“社会主义”的标签来标榜其政治成功的方针被唯利是图的官员和包工头消解，农业、农村、农民被各自孤立了，新农村的建设没有建立在农业足够发达的基础之上，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实和农村劳动力的更新换代使得农业的发展失去了人心上的支撑，维系农村生活方式的耕地大多是由年老体弱的不能外出打工的农民来耕种。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农民被赋予了两种职能，一是改革开放的建设者，即转化为农民工的那部分农民;二是仍然以耕种粮食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农民，他们为前者把守着坚实的后方阵地。就是在这样一种更新换代的生活方式中，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是在一种极端荒芜的环境中追求理性的回归。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所有人都会有吸引力，政府在大力投资建设新农村的同时必然也投资了足够的资金用于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赶不上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农民已不甘于寂寞，他们哪怕被人称为农民工也不愿被人称作农民，因为前者听起来更内含了转职为产业工人的希望。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意见》所谈及的四条，这种将农业现代化、科技化的措施必然会大量减少农村的劳动力，即便是将农业产业化，也不可能消耗大量的劳动力。《意见》第二十三条认为：应当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和劳务经济。集约利用土地，引导更多农民进入城镇，依托现有机构和设施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基地。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实施力度。积极开拓劳务市场，鼓励农民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扶持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但现实是，在我国公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假设一个农民工在广州打工月薪三千元，依照他省吃俭用的习惯，每月消费不到一千元，那么每月就可以往家里寄回两千元;而在甘肃省内打工，月薪假设为一千五百元，每月消费五百元，那他每月只能给家里贡献一千元。理性的选择，谁都会向前者靠拢。因此农民打工的前提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物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