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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留好文在人间 —— 做承前启后、无愧前贤后秀的文史工作者 南通市盐务管理局纪委副书记 张荣生 （2010年11月30日，于南通市委党校） 南通市史志办召开座谈会，使我们能有这次交流文史工作体会、切磋文心雕龙技艺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想到一些有关自己从事文字、文史工作的阅历和体会，写出来，就正于年鉴处陈云老师、邓永定老师、周磊老师，以及在座各位行家里手，并求教于史志办领导严崇明主任、徐建红主任。 我的故乡，是在苏南丹徒县一个紧邻长江支泓的小埭子。高祖是从安徽携家逃荒来到苏南的移民。母亲于1952年11月生下我。因为是男孩，母亲宠爱，自己也为奇。水乡习俗，每逢盛夏炎日，七八岁了，还只围个布兜肚儿，满村埭串溜游玩。 我的祖上是当地大户。在人多地少的江南水乡买有24亩水田，在苏北如皋的宋家桥开有几间门面杂货店。“富贵之门，仁义存焉”，曾祖父很为当地穷人做过一些济贫施棺的好事。抗日战争中，祖父作为有爱国心的开明士绅，把家中变成了当地新四军区委的歇脚处。 因为人多地少缘故，有点像皖南徽州民俗，稍有出息男人，从私塾结业，必须外出谋生。我父亲是热血青年，十几岁跟随同乡人到上海，在宁波人钱庄做伙计。淞沪抗战后蹲过提篮桥日本人监狱。1940年回乡结婚，我母亲才18岁。同年，新四军从皖南东进江苏，他参加了革命，宣传抗日救国，参与组织民兵大队，操练武艺。 1942年日寇在苏南扫荡清乡，他渡江来到如皋宋家桥。我大伯在那里为新四军筹集粮草。因父亲读过私塾，便介绍他改良当地私塾，从事抗日教学，一边为苏中四分区《江海报》写稿。1946年粟裕组织苏中战役时，他参加皋南战役担架队，手臂被蒋军飞机扔的硫磺弹烧伤，落下伤疤。1947年初参加北撤，在冬日的黄海滩跋涉七天七夜，到达东台以北的台北县，在那里参加苏皖边区九分区举办的文研会。 不久，北撤中止。他无处可去，不声不响回到宋家桥，而那里已是国民党还乡团的天下。他不得已在还乡团乡长家做了几个月家庭教师，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又被迫参演一个什么戏剧，假扮朱德总司令撤离模样，没有台词，在台上走了过场。他的这一过失，为他日后坎坷埋下祸根。 过了些日子，有好心人告诉父亲，在敌乡公所看到一份拟杀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于是，父亲为一个熟识的、推独轮小车贩猪去上海的人背纤，悄然离开宋家桥，重返上海。在那里，他与人合伙，开了一爿废品店，用微薄收入养活了好几位因蒋军占领丹徒，而撤离老家来上海避难的职业革命者。直到陈粟大军解放上海，父亲才回归故乡。 1949年5月，镇江市公安局来文调父亲去当公安干部，可母亲藏起父亲的挂包钢笔，不允许分别七年的夫君再次离去。就这样，1949年9月，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父亲回到苏北如皋，担当了建设乡朱陈小学校长。作为积极分子，他被抽调参加新区土改与复查，在吃辛苦与被感激中，圆满完成丈田分地。回学校后，有一次，一位上级找他谈话，勉励他争取入党，同时流露对他所骑的三厢三飞英国产自行车有兴趣。他悟不明白，没有响应。 1958年春节前，小教系统集中在如城整风反右。他诚信县教育局领导动员报告，写贴大字报，给党提意见。他依据土改复查中看到情况，说建国后农民仍然很苦，生活不如城市居民。有人揭发他是在说“毛主席不关心农民”。于是，逐级报批，他得了经县里五人小组批准的“中右”头衔，撤销校长，调往如皋县东南角最偏远的丁堰乡德武小学担任临时负责人。他在那里一呆就是41年，除了1966-1968年短暂调离，直到66岁退休之后，他一直生活在淳朴的德武村民中间。 父亲为了“政历问题”，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最苦闷时候，也曾抱怨他的上级“有事有人”。除此之外，他没有对党和政府发过一句怨言。1979年，县教育局专人复查，撤销“中右”结论，发文平反。退休后，小妹替职，父亲积极参与学校所在村组劳动，担任仓库保管员，还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4年父亲由退休改离休，户口从农业转回定量，重享国家工作人员待遇，直到1999年5月5日因病治疗失当，猝死于南通附属医院。 父亲的“政历问题”影响到我。父亲的淳厚为人传承到我。 1959年暑假，父亲为8岁的我穿好衣服，蹬着自行车，把我从江南老家带到苏北德武小学。生活上，他把我当女儿养，给我买的全是花衣服；学习上，他把我当儿子教，要求我样样走在同龄儿前面。我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从尿床儿学会做饭洗衣。他既当爸又当妈，用粗劣的针脚，为我缝衣补鞋。那时农民穷，书费学费收缴困难。每当父亲夜出收费，我就用蘸红钢笔帮他批改好全部学生作业本，伏睡在煤油灯下等他归来。 办大食堂的几年，父亲不开伙，从丁堰镇买了白铁皮提筒，跟附近农民一同排队打饭吃。食堂越办越糟，打的稀饭照见人，一些人得了浮肿病。父亲总是鼓励我：“日子虽然苦，比起农民还好些。”最紧张时，几块山芋干，或者一片榨过油的花生饼，照样对付一顿。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