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不同价是否违宪new.docVIP

是否违宪？ 《宪法》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民法通则》第10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国家赔偿法》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基数，而不区分城镇或农村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点。 结论：作为解释的上位法《宪法》、《民法通则》等均确认公民的民事权利一律平等，肯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从未规定可以因户籍等不同而有所区别，解释如此规定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存在越权嫌疑。 危害： 不平等，会造成生命事实上的不平等 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 在故意的情形下，侵害人可能会因受害人是农村居民而放纵其侵权行为，或人为选择农村居民作为侵害对象。 在过失的条件下，侵害人会因受害人为农村居民可少予赔偿而感到“庆幸”，受害者却会因为自己为农村居民少得赔偿而觉得“悲愤”。 在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同时受害的情况下，侵权人为避免较大数额的赔偿，也可能优先选择对城镇居民进行紧急救援。 道德风险eg.当遇到紧急事故时，前面一辆奔驰里坐着看似市民的人，一辆摩托车上坐着看似农民的人，当碰撞必不可避免，司机必然选择撞向“农民”，为了少赔嘛！这样的假设并非天方夜谭，司机群体中流传的“撞伤不如撞死”同样是对不合理的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血泪控诉。坚守“同命不同价”的法学家们，请问在这样的赔偿标准之下，法律的善良与公正何在？ 是否要做到一律平等？ 不是，宪法上的平等不是完全意义的一律平等。 要求“同命同价”的实质和核心在于摒弃城乡二元的落后思维，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 如何解决？ （1）可参照国家赔偿法城乡一体的立法模式来确定人身损害民事赔偿的标准，同时适当考虑地域等客观因素，是一个既遵循平等原则又兼顾中国国情的恰当做法。 （2）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先生曾经给出了这样一种思路：用平均的劳动力价值作为基数，对每一个人进行赔偿；另外再按照收入的多少做一个“权数”，使赔偿体现受害者收入的差别。这样兼顾了两个方面，是比较好的办法。 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笔者认为，应当在明确理论依据的前提下，从立法技术层面，通过进一步解析“死亡赔偿金”这一基本概念来实现。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死亡赔偿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但其主体部分是两个：一是死亡赔偿金，二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后者一般只按地域差别操作，而不按户籍来判决，因此并无争议。所谓“同命不同价”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死亡赔偿金的确定上。只有进一步解析“死亡赔偿金”概念，从中分解出既能体现宪法关于人的生命和尊严具有平等性的基本元素，又能体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客观差异性的调节元素来，然后赋予基本元素同样的赔偿补偿标准，从而体现所有公民生命价值的无差别性，同时按照每位公民的年龄、收入及文化程度的不同来确定调节元素的赔偿标准及数额，从而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差别。前者仍可称为“死亡赔偿金”，或者改称为“生命损害赔偿金”，全体公民不分户籍统一确定一个标准；后者可以另择概念，主要是对死者生前受教育等投资的补偿以及死者一定年限内可预期收入的赔偿，在这个层面上完全有理由体现差异性。当然，在这一点上也同样不能以户籍来体现差异，而应当以实际生活地域、从事工作及收入和居住地消费水平为基本参照标准。如此一来，就可以较好地化解“同命不同价”难题，从而既体现人本质上的平等性，又体现现实中的差异性。 生命本身是不可能有价格的，所谓“死亡赔偿”，赔的是受害人没有享受生命的损失，以及给受害人生前抚养人的补偿。死亡赔偿包括两个部分，前者是受害人本身的人格损害，是非物质的损害；后者是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