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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证：法律论证程序伦理的灵魂助产术 温晓莉 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 本文通过苏格拉底对智者学派“凡一正题必有一反题”的改造，论述了苏格拉底以“对话”论证中的“反证”为题，揭示了其在法律论辩中的意义。论文首先提出了“反证法”蕴含的程序伦理（求真）的意义和实体意义（求善）；其次分析了反证法中的形式逻辑（正）、辩证法认识论（反）和存在论（合）三个层面的结构；运用古希腊逻辑学、黑格尔辩证法和康德图景论及海德格尔历史建构论的学术成果，以一则中国刑法疑难案件的分析，来说明和展现“反证法”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犯罪构成中的“真”与犯罪三性中的“善”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 反证；法律论证；程序伦理；灵魂助产术；苏格拉底  一、苏格拉底“反证法”的灵魂：程序伦理 反证在法律论证中是揭示事实真相，逼出真知的最重要一步。它源于古希腊智者学派提出的一个著名辩证法原理：凡一正题必有一反题。[1]若在论辩中反证缺失，论辩者再振振有词地自说自话，也只是诡辩，而不是辩证法。这自古希腊产生的“说话”传统，后来成为西方判断政治与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方法，也是西方法治程序正义的重要原则：“自己不能成为自己问题的法官”的理念支撑之一。这也否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惯于以“自查、自省、自纠”方式在现代公民社会实现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从而为一个社会政治与法律文明发展中，异议、异见对揭示真相、发现真知的必要性，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基础。 反证在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中必须要满足法律判断证成的“外部证成”条件：即必须符合法律秩序的有效标准—程序正义。[2]而这一理念的思路则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对智者对话论辩实践方式的改造。 苏格拉底在充分吸收智者对话论辩实践中的辩证法和修辞学的积极之处时，也看出了智者认识与论证方法的缺陷。他在与智者高尔吉亚讨论法庭的辩论艺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智者的问题所在：修辞和论辩术本在于征服听众的“灵魂”，是为了促使“灵魂”的健康，但由于它缺乏最根本的对“人是什么”以及“认识自己”的真正思考，反而成了毒害灵魂的“药”。他说：正如“烹调术”不等于营养术，造型与美容术不等于体育一样，辩证法、论辩术、修辞学本身并不等于“善”和“真知”。[3]他批评智者“像那些在法庭上从事论辩的人一样”，以为“只要提出许多有争议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题，而对方只能一个论据，或一个也提不出，这样就能驳倒对方。但是这种证明的方法对于实现真理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面对多数人的驳斥，会有人成为多数人提出的虚假证据的牺牲品。”[4] 这就提出了通过辩证法认识真知，使双方论争的“假定”命题得以解蔽，必须设置一个程序上共同遵守的伦理：排除一味“压倒”对方的“非法强制”，让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体现对话的公平性质。这是防止辩证法沦为达到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诡辩术的根本条件，也是苏格拉底把通过对话论证进行“归纳思辨”、发现真知的过程，与人如何在对待“他者”时体现自身价值的伦理性相结合，即“求真”与“求善”相结合的基本点。意识到自己与论敌、对话方的平等关系位置，是人特有的一种伦理自觉；把对方当作与自己一样有智慧、有尊严的人，虽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话语权，这是苏格拉底赋予“对话论证程序”最核心的灵魂。 苏格拉底在与智者对话时，多次指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你们一味以逻辑和修辞的语言优势“压倒”对方，急于取胜，相互谩骂，只是在听众面前“显得像个好人”，而不反思这恰恰是灵魂“不节制”，不义和可耻的“恶”的表现，也不知道在相互交谈的对话中“互受启发”，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当他对智者高尔吉亚的学生波卢斯说：“你那冗长的发言必须受到约束”时，对方反问：“我就不能随意发言吗？”苏格拉底回答：“如果来到全希腊享有最大程度言论自由的雅典，只有你被禁止发言，那实在是太难为你了。”[5]意为你们只知道自己享有话语权，考虑过你这权利怎么来的、同时也应给他人发言机会、尊重他人言论自由了吗？ 苏格拉底赋予对话论证的这一必要前提，第一次使对话论证具有了“人”才有的程序伦理性。现代社会据此将它发展为：一切真知只存在于“对话”之中；而一切“对话”必须首先保障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交往实践原则。由此，就必须排除妨碍对话论证的两种“强制”：一是外部的非法强制，如对他人思想与表达自由的非法剥夺；二是内部强制，由对话结构中的种种不公平因素造成：如信息不透明造成的沟通不对等，有意无意把他人摆在不平等地位，逻各斯语言强势通过定义、原理、概念等等抽象符号君临于感性的人头上等等。为此，苏格拉底的对话论证非常注意防止这两种“强制”。他处处表示“自己无知”，不承认自己是个“教师”，自己没有资格教育别人，自己与他人的对话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