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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和”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摘 要：中国传统和文化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农耕定居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中华几千年历史文明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必须坚定不移地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鉴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结合时代精神和新的实践加以创新，使先进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和”文化非常有利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整合；而且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光芒四射。 　　关键词： 中国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整合；关联；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33-0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先人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它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传统礼文化、廉政文化、和文化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和”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形成、内涵及影响 　　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形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的发展进程生成了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在古代，各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往往会将自己的“民族价值”视为天然合理的“普世价值”而无条件地遵奉。历史事实表明，各民族所遵奉的“普适价值”并非由所谓“普遍人性”所决定，而是由各自的社会实践基础所决定。 　　现代西方文明是西方社会几千年历史实践的产物。从文化传统上说，西方文明含有“两希”（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化基因。古希腊社会总体上说是由来自地中海世界的移民所组成的城邦市民社会。由独立的移民组成的社会很自然地以“独立自由的个人”为本位，在此基础上要形成社会，必须确立一套共同认可的价值，作为评判集体意志与集体行为的标准。而独立的个体移民不可能像世代定居的农民那样，以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作为共同标准，而是以某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客观“理性法则”作为标准，以此作为全社会的“普适价值”。古希腊社会所奉行的个人自由、客观理性与希伯来文明所特有的信仰主义价值体系相结合经过 “文艺复兴”由此逐步生成近现代西方价值体系。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华文明中的“和”文化基因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农耕定居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古代是个农耕大国，世代定居的农民是其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农耕和全国性兴修水利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基础上，持有各种个别价值的个人与群体，必须形成某种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作为维系农耕社会秩序、进行全社会集体活动的合法性基础。这种价值体系，首先是将血缘关系伦理奉为最重要的价值，从而确立血缘关系作为凝聚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血缘组织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则是国家权力系统，由此产生了封建等级观念也成为基本价值，以维护农耕大国的国家权力体系。而这种等级秩序又贯穿着血缘伦理法则，它要求下级敬畏与服从作为“父母官”的上级，而上级则如同父母爱护“子民”。贯穿这种“家”“国”价值体系之中，则是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这是大河流域的农耕实践和抵抗外族入侵威胁的民族所必须的价值观念。血缘关系伦理、封建等级观念及爱国主义这三种价值观被中国古代社会奉为符合天理的“普适价值”，成为评判与决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公认价值准则是建构中华古代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所需要的。他们与汉代儒家学说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和”文化。 　　中国传统“和”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首先，它蕴育着人与自然之“和”。《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都是讲人与自然万物相和以生的道理。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历史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其次，它饱含着人自身之“和”。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儒家主张以“中节”制约自我，达到内心之和，进而融入天地之和，形成人与万物的自然和谐。《礼记?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再次，它彰显了人与人之“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虽各有其利益，但“仁者爱人”，人与人相爱和合，是社会、人际间获得安定、有序、团结、友爱的最高原则。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敦颐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程颐说“： 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等等。“和”由此也成为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做人的原则和人生应当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