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doc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景 史学进步的双轨 王子今宋超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 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 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 “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 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 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 “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 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此外,”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 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家提出了 新史学方法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使近代史学方法 论发展到发掘历史本质的唯物和辩证的高度”.是 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三”.(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 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53贞) 其实,近代中国史学大体有两种倾向或者两 种风格各自集合了数量和素质都相当可观的史学 人才,他们都分别推出了成为史学进步之时代标 志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公认为百世不灭的学术 经典. 这两种倾向或者两种风格,一种偏重于实证 研究,追求历史真实的恢复,一种偏重于理论说 明,追求历史规律的探索. 以”方法”或”方法论体系”来概括这种倾向或 风格的区别,似乎并不十分确切.实际上,两者间 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研究方法,而体现出思想风 格的差异. 倾重实证的史学和倾重理论的史学,共同承 载着史学进步的车轮,可以看作不可偏缺的双轨. 不过,我们在回顾中国近代史学史时可以看 到,史学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政治因素而明显扭曲. 其成果往往可以经受较长时段的学术考验. 二世纪冷遇:史学实证研究1O0年 史学的实证研究,作为继承了考据学传统,又 借用近代科学方法,以追求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为 ?9. 主要目的的史学方向,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激烈 动荡之中,在特殊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备受摧挫. 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的序中 写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上海 书店1983年版,第页)在革命精神成为社会意识主流 的20世纪,史学的实证研究因研究形式的传统以 及与社会潮流的疏远,其”盛衰”与”升降”,是有目 共睹的.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界先进分子注视的 焦点,多集中于社会变革的方向,而西方各种思想 的传人,对中国学界也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时对 于旧学的态度.有忽视乃至厌弃的倾向.当时具有 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思潮的主要趋势,是胡适所 批评的”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国学季 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胡适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cj91年版,第140页)被郭沫若称为”新 史学阵营”里面的激进的学者们,对于传统的研究 方向,大多是持鄙夷甚至批判的态度的. 郭沫若1929年9月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的”自序”中这样写道:”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 们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 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 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郭沫若:《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人民出版}士1964年版,第10页)可是持这种轻视 实证的史学研究,却可能导致误解和误用材料的 偏差.郭沫若这部对”谈’国故’的夫子们”有所嘲 讽的着作,果然就出现了这样的失误.正如有的学 者所评断:”谁都知道,古史分期研究中的一个突 出困难就是材料问题.仅有的一点材料,时代浑 沌,真伪难分.郭沫若早期从事古代研究之所以产 生某些重大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先 秦的某些文献的考订重视不够.”(林甘泉,田人隆,李 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版,第77页)有的学者又指出:”文献考辨是历史考 据的首要工作,也是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研究历 史的必要前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 所以出现若干重要的失误,与他对一些历史文献 的时代性判断错误有关.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 判》中,首先检讨了自己这方面的毛病.他深有体 ?10? 会地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 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 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 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 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 没有更要有害.”‘(林甘泉:《从,f批判书)看郭沫若的史学 思想》,《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l991 年版,第204页)这种认识之深沉的涵义,我们嘘当认 真理解. 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史学的实证研 究由于与现实政治斗争存在距离,而容易为激进 的革命力量所轻视.从事历史文献研究的学者.也 长期受到批评. 批判者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