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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 专题论文? 两极之问的新史学: 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陈峰 内容提要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 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 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 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 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 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 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关键词史学研究会新史学唯物史观派 自1902年梁启超刊布《新史学》一文始,与传统史学立异,塑造一种新的史学范式遂成 为清季及民国史界学人的共同企盼.新史学一词使用频率甚高,其含义亦相当宽泛:从胡 适的实验主义史学,顾颉刚的疑古史学,王国维地上与地下文献互证的史学,到郭沫若诸 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均以新史学名之.然而其取向各异,甚至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令 人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叹.但综观各家新史学,其所谓新,或偏指史料扩充,典籍考 辨,或侧重史观变革,理论阐释,皆不外此两端.胡适,顾颉刚等视史料为生命,对史观则罕 有言及;王国维倾力于地上地下史料的互证;郭沫若等以史观为要务,长于理论建构,将细致 缜密的史料工作放在次要位置.本来,史观与史料乃是史学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若仅存其一,实不足以言成熟之新史学.不幸的是,20世纪上半 期为世人瞩目且转移一时风气的数家史学流派皆在此一关键问题上失足,往往顾此失彼,偏 执一端,形成史观与史料两极对立的僵局.在30年代,一批少壮派史家对此已有所认识,并 93 邑吏辟究2006年第l期 开始了种种纠偏扶正的探索与尝试.其中一个名为史学研究会的青年群体付出了艰辛而 卓有成效的学术努力.尽管这一组织一直未受到治学术史者的充分注意(i3,但它既冲破了 传统史学的既有格局,又广纳现代史学的合理因子,尤其着力于史观与史料之间求平衡,其 倡导,奉行的学术路向,治史立场,致知取向及研究门径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落内屹立 不倒,为后世史家垂范.本文试对史学研究会作一整体考察,并借以窥探20世纪上半期中 国史学变迁的蛛丝马迹. 史学研究会创立于1934年5月20日,主要成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 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又有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加盟.他们主要来 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研究会以汤象龙 为主席,吴晗为编辑,谷霁光为文书.它成立后,每月集会一次,每年召开年会,直至七?七 事变时研究会暂告中止.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 后抵达昆明,史学研究会才于1939年恢复活动. 史学研究会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下皆简 称《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为学术基地.这三个刊 物,或由史学研究会直接承办,或以该会为主要依托,会中成员有大量文章发表在这里.《集 刊》自1932至1949年,共出8卷l6期.《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创办于1935年4月,《中央 日报?史学》周刊面世于1936年3月,至南京失陷为止,两报史学专刊共出版100多期.这 三个刊物上的史学论文是我们考察史学研究会的基本依据.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与任何组织一样,研究会各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是 不同的.少数人统筹全局,规划方向,更多的人则术业专攻,埋首耕耘.例如作为研究会核 心人物之一的吴晗,他具有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从发起这个学术团体到维持其日常运转, 付出了无数心力.吴晗阐发的若干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会的其他成员,因而不再 只代表个人意见而成为整个学会的共同主张.所以,作为一项学术史考察而不是专题综述 的集合,我们无法做到对每个人平均用力,不免在叙述中有所偏重,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折 射出研究会的总体风貌. 趋向唯物史观的学术路径 史学研究会尽管规模不算太大,其成员的研究主题和努力方向却颇不相同.最典型者 ①在研究会成员的回忆和传记资料中,往往提起这个团体,如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95年版,第44—45页);罗尔纲《怀昊晗》(北京历史学会鳊:《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夏鼐《我 所认识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溺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 京十月文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