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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拓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以西方史学史为中心 张广智 中国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史学史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原先较为薄弱的西方史学史而言，那就更是如此了。近3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无论是重新评估、大规模地引进，还是扩充领域、开始独创性的研究乃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等，均成绩丰硕，它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留下了自己的足印。由此，对这一中时段的学科发展史，在我们眼中也变得生机盎然、流光溢彩而又曲折迤逦。 学术研究工作贵在创新。为了创新，开拓是必须的。开拓与变革联盟，与深化接壤；开拓不容保守，不容成规；简言之，开拓是革固鼎新，是批判扬弃，是反省重建。开拓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学科建设工作的需要；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开拓，是史学史迈向新阶段的坐标。笔者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有年，文题中所说的“研究”，实际上也包括“教学工作”。须知，离开了教学，其研究水平也难以提高，反之亦然。因此，这里所说的几个问题，也是近年来教学工作中遇到的。现把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一并提出来，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囿于视界，拙文打算侧重于西方史学史，兼及其他，不足之处，祈望识者教正。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 为了开拓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首先应当重视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如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史观时算起，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迄今已经历了整整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了。其间，关于它的起源与繁衍，它的传播与变异，它的危机与前景，不知引来了昔贤与时彦的多少论争，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这一百六十年的历史，可谓是弹指一挥间，但毋庸置疑，却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凝重的历史篇章。 这是一笔精神财富，一笔可供后人批判继承的史学遗产。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哪怕是极其简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作为忝列于史学史研究队伍中的我，不免汗颜。而在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作为各个时段的西方史学发展的“陪衬”而被冷落，亦令我这个在西方史学史任教多年的“老教师”不安乃至发怵。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所包含的重大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与我国当代学界研究现状的滞后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很令人深思的。在当今党中央重视和关心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感召下，我个人认为，提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不过，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欧洲产生，扩及欧美，传播东方，延及当代，它的兴起、变化与发展的曲折过程，亦即从总体上对这一百六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归纳与总结，而非国别或区域的研究。 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这是进一步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需要。 开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工作，需要借助历史的智慧，借鉴域外的经验。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百六十年来的发展史。就我个人看来，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1、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它的最初实践及早期传播（19世纪40年代——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萌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似光风霁月，剔除了旧史学的偏见与陈腐，指引着我们去开辟史学的新时代。其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它在欧洲范围内的早期传播，它的不断蔓延，留下了厚重的历史记忆，在那里有太多的业绩需要传颂，有太多的疑案需要辨析。例如，什么是唯物史观的真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史学实践及其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弗兰·梅林、卡尔·考茨基、保尔·拉法格、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传播各自作出了什么贡献？ 2、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尤其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及其曲折发展（20世纪初——20世纪90年代初）。例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后，迄今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经验教训，此处不容申论。在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成就与失误交织的双重变奏中，走完了七十多年的坎坷路程，苏维埃国土上的冷暖失常与阴晴不定，更兼几番急风暴雨，催落花枝凋零，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史家如何在风雨憔悴中煮文烹字，又如何在备受折腾的环境中，苦苦地去寻求历史学自身的地位与价值？在那里有太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梳理，去总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这种史学史上的“影响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去回顾与总结。 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代发展（二战后至今）。这里主要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的勃兴。它与前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时段上有一些重合。不管怎样，正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