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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上）杨豫 李霞 舒小昀 [史学理论研究] 　　 　　时间：2005年01月16日 作者：杨豫 李霞 舒小昀（南京大学历史系）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 　　1999年9月，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邀请，彼得·伯克及夫人来我国上述三校进行讲学。彼得·伯克教授(Peter Burke, 1937 - )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在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建树颇多。同时，他注重对当代史学界的动向进行观察和研究，尤其注重讨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过去的复兴意识》(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1969)、《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972)、《近代早期欧洲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78)、《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 1980)、《蒙田》 (Montaigne, 1981)、《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1987)、《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8~1989》(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 – 89, 1990；中译本由江政宽翻译，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以及《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992)、《塑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中译本由许绶南翻译，书名为《制作路易十四》，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会议的艺术》(The Art of Conversation, 1993)等，主编的历史著作有《历史写作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1992)。他的新作《文化史的变异》(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1997)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彼得·伯克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欧洲新文化史学的发展作了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我们专门与彼得·伯克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新史学运动之后欧洲新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史学的蛋白发展动态，故此整理发表以飨读者。下文中●指彼得·伯克教授。 　　▲：彼得·伯克教授，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新史学”的冷寂之后，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还是在表达方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您是如何看得过去20年里西方史学研究和写作领域的变化的？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70年代以来，在历史写作领域里，有两个重大的变化，一个是生态史的出现，这里我不过多涉及；另一个就是新文化史的出现，或者称社会文化史，它经常被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转折。我将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一主题。首先，我从一个局内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的角度来谈。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单个人突发奇想。它是一场集体运动，一场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一直是国际性的，有不同的国家的许多人参加，他们中既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如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等，又有意大利、俄国等国的研究者，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等。他们研究的时段从古代世界一直延伸到20世纪初，其共同特征是，他们所研究的内容相对于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全新的。这些主题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新的主题带来了对新的史料的关注，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被发掘为史料；即使是传统的史料，如官方文件等，也以新的方式来阅读，人们力求寻找它们的措辞方式和表达偏见。 其次，我从一个局外人、一个史学家的角度，将新文化史置于社会的和历史背景中进行一种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上的反思。像大多数新趋势一样，新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