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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民族史观的时代特点 作者：李珍 民族史观是民族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史学史研究中关于历史思想领域的一 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学 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在这空前统一 的国家内，我国封建社会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融合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史学对这一时代 特征的反映，也通过民族史观更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从时代、史学及其二者 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对此问题加以梳理，希望有助于对民族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发展规律 的探讨。 一 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代背景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 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 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 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 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 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 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 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 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 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 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 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 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 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 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 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 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 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 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 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 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 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 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1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 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 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 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 得注意： 第一，正统之说在元代勃兴的原因有多种，政治上的因素当为其中首要方面。与辽、金 一样，元朝在建立之初就声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元初两篇诏文中看出来。一篇是发 布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诏》，其中说，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一是忽必烈本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 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所以，尽管忽必烈“峻辞固让，至于再三”，还是不 得不顺应上天的指示，“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做了皇帝。这种神人共济，奉天承运、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与政治词令，与汉族历代皇帝即位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另一篇 诏文是发布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国号诏》，它把自汉唐以来的国号进行了排 比分类，认为他们或 “从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因此 元朝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的具体途径，就是从经典、古制中寻找帮助，最终“取《易》 经乾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