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求真”--略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理论建树.pdf

“科学”与“求真” ——略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张越 中国史学从晚清以后开始渐显区别于古代史学的若干“近代化”特征，王国维说“道 咸以降之学新”1，其中“以降”二字的历时性意味颇为明显，即指中国学术自鸦片战争以 后在新旧中西诸种因素影响与制约下的趋新过程。事实上，学术变化较之社会变化往往更 为平缓滞后，即使19世纪后期被李鸿章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然而史学的“近代化” 依然若隐若显，直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史学的真正“变局”才终于形成。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号召，呼吁“史界革命”，此“新史学”思潮浸染 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既是时代影响史学所使然，也是史学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具体 表现。虽为“史学思潮”，实则政治诉求大于学术关环，批判意识多于理性分析。客观而言， 近代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之处在于，近代史学受到社会的影响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嬗变 趋势，其中包含有近代民族主义、今文经学、进化论等各种因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 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近代化的特征，在各个方面为古代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打下了基础、 创造了条件，然而，到五四时期之前，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对史书的校勘、 考订、续补、辑佚等工作依然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案头工作，史学尚未获得现代学科意义上 的独立地位，史学自身从观点、方法到内容都还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基本轨迹。 笔者认为，史学毕竟是-fl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和学科范畴。 近代以来救亡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从外部刺激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趋势，但 这尚不具备传统史学转型的全部条件，换句话说，爱国主义激情还不是影响替代学术研究 的全部因素，它只是对史学转型起到了一个强烈影响的外部推进作用。然而近代社会的变 迁不可能不影响到史学，史学的真正转型还需要从其理论、观点与方法等诸多史学的内部 因素中产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经过19世纪后半期的酝酿、发展，特别是20世纪初期 “新史学”思潮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新的历史观的引进，直到五四时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大 力提倡，才得以初步实现。五四时期是中国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的 涌入，无论在规模和系统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其他学问的变化，如文 学、哲学和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等，也辗转影响到了史学。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莅列其中， 自觉地将中国与西方史学相结合，史学主流力求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显示出了崭新气象。 中国现代史学在五四时期初步建立起来。 五四时期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顾颉刚说：“中国史学进 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 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 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剑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 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2内涵丰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狂飙，是促成中国史学 1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第72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南京胜利：f 版公司，1947年。 308 转型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新、 旧史学的冲突和承继，中、外史学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史学转型的复杂景象，带来了中 国史学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更新，并由此动摇了传统史学长期以来赖以 生存的理论根基，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若干关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科的基 本理念在五四时期酝酿、形成。五四时期中国史坛对相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学 理层面促进了中国史学转型，也在知识层面影响到了自那以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的史学发展。 因此，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亦可视为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先导。本文试对五 四时期提出或流行的几个史学理论问题略作讨论。 一、对历史学“科学”性质的争论与对“科学方法”的认同 “科学”二字在五四时期大行其道。讲求“科学”的历史学，是中国史学受五四新文 化运动所赐的直接收获。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大力提倡，使中国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其潜 移默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史学研究的规范化和规模化等，都 与重视科学关系密切。其中最突出的，是从认识论层面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与讨论， 以及因崇尚科学而产生的直接效应——“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 广为流行。 用科学的标准与规范看待历史学，关乎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即历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 “科学”。这个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就已经成为争议问题。在中国，“早在19世纪末年， 主要是20世纪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