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侵种的综述.docVIP

中国入侵种中国从北到南5 500 km，东到西5 200 km，跨越50个纬度，5个气候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Wang Sung et al. 1997）。这种自然特征使中国容易遭受入侵物种的侵害。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外来种都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　　中国从外地或国外引入优良品种更有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引入常通过民族的迁移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实现。公元前四世纪，由数段民间通道相连接，形成““蜀-身毒（即印度）道”，这条古道从成都经云南的腾冲，通过缅甸北部到印度。原产非洲的酸豆（Tamarindus indica）在上述范围内广泛栽培和归化，云南元江河谷就有巨大的酸豆个体。在中国西北部，汉代时的丝绸之路从渭河流域通过中亚各国，与土耳其东部相连接。公元前100多年，汉朝使者张骞和他的助手从中亚带回葡萄（Vitis vinifera）、紫苜蓿（Medicago sativa）、石榴（Punica granatum）、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等等经济植物的种子。北宋期间，泉州和广州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芦荟（Aloe barbdensis，或A. vera var. chinensis）在此期间第一次有活植物的记录。它原产于非洲东北部，现于华南的沿海地区归化。1645年伽马航线开辟后，西欧各国的人到印度、东南亚各地，将不久前从美洲收集的物种带去，而旅居这些地方的华侨将一部分种，如甘薯（Ipomoea batatas）、烟草（Nicotiana tabacum）及西番莲（Passiflora coerulea）等经济植物转引到中国。1624至166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曾将一些美洲种类，如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金合欢（Acacia farnesiana）、量天尺（Hylocereus undatus）等引进台湾，上述种类中的大多数后来归化为野生植物。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广州、厦门、上海、青岛、烟台和大连等海港成为外来杂草进入中国的主要入口。例如香丝草（Conyza bonariensis）于1857年在香港，小白酒草（Conyz canadensis）于1862年在山东烟台，一年蓬（Erigeron annuus）于1886年在上海分别出现，然后向内地蔓延。而栽培植物的引种和逸生地点比较不规则，例如法国传教士曾将欧洲的荆豆（Ulex europaeus）引种到四川城口教堂附近后大量逸生（Wei Zhi and Wei Siqi, 1998）。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贸易和交通系统的发展和入境人员的增加，促进了外来物种的引入。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加速了中国境内物种在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外来物种在中国的扩散。许多入侵物种在全面入侵以前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因此新到达中国的入侵种的全面影响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从美国和中国相似的地理条件来看，美国的外来种入侵现状预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外来种定居、扩散和危害的趋势仍在发展，已有大量有关入侵物种的文献记录（Nico and Fuller，1999；Vitousek et al. 1997；Randall and Marinelli，1996）。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们可以预计到中国类似的情况。　　虽然对外来病虫害的危害和检疫已经引起中国海关、农林部门的注意，但入侵种的概念传入中国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西方国家对入侵种问题研究较多。已有有关外来植物、杂草、鱼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两栖爬行类、哺乳类和野生动植物疾病等的大量研究和出版物，内容包括普遍性的入侵路径、载体、自然和人工干扰（物理、化学、气候等）的作用，以及入侵种带来的危害（Sandlund et al. 1999；Westbrooks，1998）。然而中国除动植物检疫局列出的规定检疫物种和少数对人类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的物种外，对其它的外来物种及其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较全面的统计资料说明外来种情况、入侵种的危害及其防范措施。根据文献记载和我们的初步调查，中国已知外来的归化植物有380种，隶属62科，210属。本文主要列出了一些造成明显危害的事例。从这些事例中对中国的入侵种问题可略窥一斑。正文中提到的部分入侵物种，在附录一中有具体描述。 1 中国入侵种的主要特点 　　入侵种（invasive species）是外来种（exotic species或alien species）中归化（naturalized）的生物物种。外来种的概念可参照Schwartz (1997) 的9条标准。外来种泛指非本土原产的外域种。本文采用的确定入侵种的标准是外域种：1)借助人类活动越过不能自然逾越的空间障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