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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合院情结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每当此时我都要啰嗦一番：我的籍贯是江苏江宁，出生在辽宁沈阳，成长在北京，您说我是哪里的人呢？ 　　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过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会十分明确地指向故乡，但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人们的空间归属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一句就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以我为例，江苏江宁是父亲的出生地，也就成为我的籍贯地，但是我一天都没在那里生活过；我出生在沈阳，但是出生仅3个月，便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被母亲抱着来到了北京，显然我成为不了真正的沈阳人；来到北京，一住就是60年，自认为是真正的北京人，但是从小到老，填写各类表格时，无论是籍贯一栏，还是出生地一栏，都不能填“北京”。 　　一 　　在记忆中，我们一家前后居住过四处北京的四合院。我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说第一句话，也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走第一步路。因此，我应该有资格被称为“北京人”，而且是曾经居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北京”。 　　我在第一处四合院里居住了6年。1954年全家初到北京时，住在南城东四块玉的四合院民居里，那属于一座大杂院。在童年的记忆中，我们跟着大人们举着竹竿，上面绑着彩布条，满院跑着大声喊着轰赶麻雀。当时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据说全城都在同一时间轰赶它们，麻雀飞累了就会掉下来，在我的印象里确实看到麻雀们在惊惶地飞，但是没有看到过它们掉下来的“战果”。如今随着北京雾霾天气的增多，麻雀不用轰赶就已经少了很多。 　　在第二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短。1969年我随父母去湖北沙洋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底独自回京参加初中毕业分配，成为一名学徒工人，寄居在姐姐家。大门巷胡同在西长安街的北侧，是一处新翻建的独门独院，我与姐姐、姐夫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一家十几口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在这里，我感受到四合院氛围中最宝贵的家庭亲情。 　　在第三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长。1972年，母亲也从“五七干校”回京，单位分配了位于美术馆后街的住房。这是一组典型的传统四合院，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在这里居住期间，经历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地区也有强烈的震感，我家居住的房屋后墙被震垮，垮塌下来的砖瓦封堵了邻院的巷道。为防余震，全院在院前的道路上住了一段时间，我也因此学会了搭建防震棚。在我们居住的四合院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拍摄了8集电视连续剧《吉祥胡同甲5号》，据说这是第一部反映北京四合院生活题材的电视剧，由此可见这组四合院的典型性，这也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居住的空间。我和母亲住在前院的两间西房，加在一起只有20平方米左右。但是居住面积的狭窄，并没有影响我骑着自行车接回了新娘，我们在此院内举办了婚礼。两个星期后我去日本留学，4年之后再次回到这里，一切如旧，那时北京城区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儿子出生以后，生活空间骤然变小，房间里被大人和孩子的东西挤得满满的。庭院则比较宽阔。前院一共住了7户人家，邻里关系十分融洽，从未发生过口角。一棵大槐树的浓密绿荫，遮盖着半个院落。夏天的晚上，各家老人孩子都拿了竹躺椅、小板凳，围坐在院子中间，从世界大事到柴米油盐，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这也是北京四合院特有的交往方式。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大家在院落里聊天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院落仍然是邻里的共享空间，敬老爱幼、包容礼让等传统美德，始终洋溢在这座四合院的每个角落。 　　在第四处四合院居住的时间不长。这是一座小型四合院，北临辟才胡同，闹中取静。院中有两棵果树，一棵是柿子树，另一棵是枣树，使小院的环境充满生机。那时，我们的孩子刚刚一岁多，开始学习说话和走路，四合院的环境无疑非常适宜和安全。 　　长期以来，在不同地点、不同规模、不同邻里的四合院居住以后，再回过头来思考四合院生活的体验，最深刻的不仅仅是它作为物质的存在，而是文化方面的感受。四合院情结，是对那个成长空间的眷念，更承载着对父母、亲人、朋友的思念。忘不了街坊们海阔天空的神聊，忘不了小伙伴们的嬉戏打闹，忘不了院里醉人的鸟语花香，忘不了胡同里走街串巷小贩们的叫卖声。这份情怀，只有久居胡同四合院才能获得。 　　二 　　实际上，在北京地区，四合院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它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待人居环境的态度，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所做的独特贡献。四合院中的每一细微之处，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四合院里的居民、房屋、内外环境，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可以供子孙后代们体验、享受和传承。离开四合院已有多年，但是每当看到或听到又有一条胡同、一座四合院消失，总有一种悲情涌上心头。在我的记忆深处，早已烙印上永远的四合院情结，甚至成为内心中对于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四合院建筑的消失只是一个方面，同样可惜的还有传统民俗文化和地域生活方式的消逝。据报道，1949年北京旧城共有胡同305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