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docVIP

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 作者简介：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作者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刘禾教授与李陀教授给予支持、鼓励和点评，作者谨此表达由衷的谢忱！ 引言现代汉诗中的“杜甫身影” 为自己立法的现代性不但是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目标，也“历史地”构成了新诗评价的最重要的尺度和标准，而现代性与传统间的张力乃是新诗史上不断招致争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诗歌写作与批评实践两方面均可作如是观。非常明显，迄今为止的新诗理论/批评史一直被现代性的历史叙事所笼罩，那些对于古典诗歌和历史题材抱有诚意和耐心的诗人并不多见而且也未受到足够重视1，但事实上，古典知识的储备有可能使得诗作具备一种艾略特所看重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sense)、并且增益传统、成为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大抵而言，从意象、语言、结构、节奏、格律等方面进行创造性转化乃是最为习见的斡旋“传统”的方式；另一不大为人注意的角度则是透过重写历史人物以寄托一己之现代感兴。在古代中国，杜甫及其诗篇作为“诗圣”（忠君爱国的儒家人物）、“诗史”3（动荡历史的忠实记录人）以及“图经”（山川形胜的描画者）4的论述已镌刻为横亘十几个世纪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宇文所安教授指出，杜诗折射出一个诗人的多元面貌：“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以及虚幻想象的诗人。”5洪煨莲教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便在所有道德的与文学的标准被掷入怀疑和混乱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迥然不同的集团和个人都从杜甫那里各取所需，为己所用：鼓吹流血革命的极左分子和捍卫因循现状的右派人士都乐意引用杜甫，保守的文学研究者承认杜甫的知识广博，偶像破坏者以及白话文的拥护者也一致向杜甫致敬；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西方读者离谱地把杜甫誉为中国的“弗吉尔”、“但丁”、“莎士比亚”、“雨果”甚至“波德莱尔”6。 那么，在现代中国诗人的笔下，“杜甫”又可能被重塑出怎样的历史形象呢？现代汉诗史上，以“杜甫”为题者至少有十一篇。譬如，梁晓明的《杜甫传第二十七页》，肖开愚完成于一九九六年的《向杜甫致敬》，黄灿然的十四行诗《杜甫》，周瑟瑟的组诗《向杜甫致敬》，台湾资深诗人余光中的《草堂祭杜甫》，旅美学者叶维廉的《草堂杜甫二折》，以及叶延滨的《重访杜甫草堂》。当代华文诗人之重识“杜甫”的热潮集中于迄今为止的三十年间，这本身即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7，而对照阅读诸篇则更有不菲的收获。严格说来，尽管余光中唤出了“统、独”政治背景下的中国认同，叶维廉自由出入于杜诗的博大堂奥，叶延滨也反讽了当下的无所不在的商品化大潮，但是三者几乎一致地在倾泻主体激情的流丽文字的外表下，轻轻滑过了历史诠释之中的可贵的现代意识。黄诗成功地昭示了杜甫之不朽的精神生命与平凡肉身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他的超卓诗艺如何为“汉语的灵魂”寻获了恰当的载体，但同样止于历史故事的重述而未能与当下境遇发生关联。梁诗呈现出一个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被祛魅后的人间杜甫，呼应着韩东《关于大雁塔》和伊沙《车过黄河》的诗艺探索，虽然被冠以“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漂亮头衔但是同样回避了对历史文化和现时代作批判性思考。肖诗固然可能是作者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但“杜甫”不再是叙述中心甚至完全处于缺席状态，而周诗与上述诗篇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颇为逊色，因此有理由将二者摒除于我的研究视野8。 本文作者希望另辟蹊径，择取四首写于不同时空维度下的诗作：冯至（1905-1993）的《十四行集》之十二、台湾诗人杨牧（1940-）的《秋祭杜甫》、西川（1963-）的《杜甫》以及香港新世代诗人廖伟棠（1975-）的《唐宋才子传》组诗之“杜甫”篇，结合诗歌文本的内外因素，对四个各有侧重甚至有所发明的“杜甫”进行再解读。现代中国文学既然是一场清末民初以来所发生的历史变革与文化碰撞之下的先锋实验，因此，我们难以把文学文本视为封闭自足的客体来进行“新批评”式的孤立的美学研究，而必须在历史、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编织的重重网络中去辩难和揭示其复杂含义。本文杂糅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以及海顿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方法，透过发生学的追踪与现代汉诗的新视野，不但把各个版本的“杜甫形象”给予不断“历史化”(AlwaysHistorized)并且在四者之间建立某种相对化的联系，冀能对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间的张力、符号隐喻与生活世界间的互动，逼出细腻的论辩。在具体的操作上步骤上，我将采用詹明信的方法：从文本细读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譬如反讽叙事、戏剧性原则和元诗意识）、形式的（譬如句法结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9。 一、冯至：一首新诗，一部传记 从“五四”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