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亚里士多德还是尼采—麦金太尔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docVIP

姚大志：亚里士多德还是尼采?—麦金太尔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场重大争论。一是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后现代主义迅速兴起并获得广泛传播。一是关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争论，这场争论由罗尔斯发表《正义论》而起，最终形成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峙。麦金太尔把道德当做主题，以高超的技巧同时深入到这两场讨论的核心。就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而言，麦金太尔通常被看做社群主义者，而同新自由主义是对立的；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来说，他则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是说，他既批评现代主义也批评后现代主义，而主张回到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源头。 一、启蒙的失败现代性直接发源于启蒙运动。支配西方文化的现代精神是在启蒙运动中孕育而成的，代表西方价值的当代道德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证明。它最关心的东西不是告诉人们应该遵守某些道德规范，而是说明人们为什么应该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启蒙的道德哲学任务是为现代道德提供一种证明，一种辩护，一种依据于人性和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果现代道德哲学是一种关于道德的证明，那么现代道德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论证?按照麦金太尔的分析，现代道德哲学主要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论证，它们分别是由克尔凯郭尔、康德和休谟提供的。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一书中向人们推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美学的”，另一种是“伦理的”。这两种生活是相互矛盾的，非此即彼的，但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我们偏向其中任何一方，也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来支持其中任何一方。如果没有道德权威，没有合理的充足理由，那么我们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归根结底取决于一种“根本选择”(radical choice)。克尔凯郭尔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决定人们是过一种浪漫情人的美学生活，还是过一种传统婚姻的伦理生活。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根本选择”。在克尔凯郭尔之前，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道德哲学试图为道德奠定一个理性的基础，提供一种合理的证明。现在克尔凯郭尔宣布，理性不是权威，也不能硬充为道德的基础，更不能提供合理的证明，因为决定人们伦理行为的只能是没有理由的选择[1](P39-43)。 尽管克尔凯郭尔无休止地攻击黑格尔，实际上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真正与之对立的是康德。麦金太尔认为，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是两个伪命题：第一，如果道德规则是理性的，那么它们必须对所有理性存在物都是相同的，恰如算术规则那样；第二，如果道德规则对所有理性存在物都具有约束力，那么重要的东西不是履行这些规则的偶然能力，而是履行他们的意志。因此，对道德进行理性证明的任务就是对其进行理性检验的任务，这种理性检验区分出哪些道德“准则”(maxims)是决定意志的道德法则的真正表达，哪些则不是这样的表达。对于康德，相信这些“准则”是人人必须遵从的道德法则，这不是问题，而且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无需告诉人们去遵循它们(因为每个人都从家庭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知道它们)。道德哲学的问题是给予这些道德“准则”以合理的(理性的)证明。这种道德证明对于康德就是一种道德检验：道德法则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为所有的人所遵循。这就要求道德法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是形式的，而不能是关于内容的或涉及目的的。对于道德内容(如“幸福”)，人们的观点总是不一致的；人们所追求的善或目的，也总是因人而异的。但理性是普遍必然的，从而只有通过理性检验的道德法则才是普遍必然的[1](P44-46)如果将克尔凯郭尔的“根本选择”理解为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替代物，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则是休谟的“激情”的替代物。也就是说，康德的失败为克尔凯郭尔提供了出发点，而休谟的失败为康德提供了出发点。休谟把道德判断理解为情感的表达，主张推动人们行动的道德力量是“激情”(passions)而非“理性”。同所有近代道德思想家一样，休谟承认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应该符合普遍的法则，如“正义”。但是，如果当我们遵守这些道德法则(如“正义”)会不利于我们的利益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它们而不是违背它们呢?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相反，休谟在这里提出了“同情”的观念，认为任何利他主义行为都出自于人的情感。对于休谟，任何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无论是利己主义的还是利他主义的)都发自人的“激情”，而与理性无关[1](P48-49)。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休谟、康德和克尔凯郭尔为西方的现代道德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明，但是这些证明都失败了。休谟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或者“理性”或者“激情”是道德的根据。休谟认为道德(特别是利他主义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出自于“理性”，从而道德只能以“激情”为根据。康德的思路同休谟一样，但其结论与休谟完全相反，他认为偶然的“激情”不足以作为道德的根据，从而道德只能依据于普遍必然的“理性”。康德对“激情”的否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