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的“后现代”.docVIP

战略管理的“后现代” 　　哲学中，“后现代”意味着对理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反叛和解构，而不确定性催生的新的战略管理思潮强调的正是直觉、或然和不确定性，因此也被称为“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 　　“当今世界惟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在各地报刊媒体的报告中，在各国政要精英的言辞里，在商界领袖的文件内，“不确定性”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世界在因果律、规律性、确定性和必然性之外，正显现出更迷乱却更深刻、更普遍的相对性、无序性、或然性和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性语境下，“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应用而生。管理不确定性将成为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正确地认识不确定性、化解不确定性，乃至创造并利用不确定性，将是企业家必修的内功；驾驭不确定性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后现代”之缘起 　　在工业经济时代，战略管理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是基本可控的，企业间的竞争态势和产业格局是可以预见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因果链也是较为确定的。那时，战略管理的使命和主要任务就是优化，即在既定的条件下，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最优的流程，实现最高的产出和最优的利润。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实世界显现出更迷乱、更深刻和更普遍的相对性、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战略管理过程不再是一个可预见的、可控的和程序化的过程，而是带有鲜明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从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过程不确定性、博弈不确定性、突变不确定性五个方面影响企业。 　　动荡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企业对战略规划的信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越来越难以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传统的战略理论对此无能为力，反叛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以环境不确定、未来不可预测、系统复杂性和演化动态性为基础的“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应运而生。之所以称为“后现代”，是因为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后现代”意味着对理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反叛和解构，而新的战略管理理论所强调的正是直觉、或然和不确定性，因此也被称为“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 　　“后现代”之关键词 　　“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其实并不是一个体系化的理论，目前尚处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之中，很不完善。“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德布罗姆（C.E.Lindblom）、奎因（J.B.Quinn）、明茨伯格（H.Mintzberg）、沃特斯（J.Waters）、钱德勒（A.D.Chandler）、哈默尔（Gary Hamel）、吉尔斯（William Giles）等。在“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中，直觉、试错、应急、学习、自组织和自适应，是战略管理的关键词。 　　五种不确定性 　　客观不确定性 是指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主观能动性怎样，结果既不可控，也无法准确预测的不确定性。从表面上看，客观不确定性似乎是或然的、随机的和杂乱无章的，但实践表明，如果同类的随机现象大量重复出现，它的总体就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种大量同类随机现象所呈现的规律性，即为我们熟知的统计规律性。通常，经历越是丰富、阅历越是深厚、见识越是宽广、经验越是老道，对统计规律性的认知就越深刻。这就是为什么对做战略决策的高层管理人员，多有资历要求的缘由。 　　主观不确定性 其根源在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的差异性。除了每个人遗传基因先天的差别外，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价值取向、文化特质、性格气质等都是产生主观不确定性的诱因。特别是“心智模式”，恰如彼得 · 圣吉在《学习型组织》一书中所言，是“隐藏在暗处的顽石”，人们平素习而不查，浑然不觉，它却时时刻刻在发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并不像全息照相一样保真，而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一个方案在某个委员会获一致通过，但很可能被另一个委员会全盘否决；一位老总对某项提议如获至宝，赞赏有加，另一位高管却不置可否，甚至不屑一顾。 　　过程不确定性 是在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发生的不确定性。减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就要求决策者在制定方案时，通过对环境的深入评判，尽量减少执行过程中或有的“大概率”不确定性（如果“小概率”不确定实在难以预见的话），努力做到情况明了、工作细致、措施有力；同时，凡事留有余地，做好预案，以防不测。在实施方案时，既恪守原则，不折不扣；必要时又灵活机动，相机行事。 　　博弈不确定性 是指在对局、博弈和互动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由于人都是社会中的人，一个“新人”的入局，或一个“老人”的出局，都会显著地增加博弈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全、力量非均衡、对策非典型、局势非常态，且与合作、结盟等要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博弈不确定性的增长更会高度非线性。应对博弈不确定性，战略管理者不能单边思维，而要双边思维、多边思维、换位思维和逆向思维。战略决策者要充分关注他人价值，将自己置于对手的位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