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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校长致辞话语系统的变迁 　　摘要：以大学校长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讲话为案例，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大学校长致辞的发展演化。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在致辞中注重探求教育本质、关注国家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校长讲话政治意味较浓，强调又红又专；20世纪8a年代以来大学校长的选拔任用高度行政化，他们的讲话呈现出同质化、模式化和专断化的特点；2010年以李培根院士毕业致辞为标志，中国大学校长的讲话进入一个多元的时期，力图以大学精神的光芒照亮学生的前行道路。 　　关键词：校长致辞；话语系统；大学精神 　　中国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5）01-0011-05 　　话语系统包括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简单来说，话语内容是指讲什么，话语方式就是怎么讲。话语系统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它是人们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或某种意图，反映出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等。 　　近年来，中国大学校长的致辞刮起了一股变革之风，一改过去的陈旧和沉闷，变“宏大叙事”为“日常话语”，变“共性表达”为“个性陈述”，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惊呼，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校长，作为一所大学的符号、知识与人格的化身，对学生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或许只有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校长才能与学生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因此在这两个典礼上的校长致辞更显得弥足珍贵，可能会影响部分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学习观。文章将较为全面地考察中国大学校长致辞话语系统的变迁，探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大学校长都在思考什么，关注什么，期望什么？需要指出的是，文章的校长致辞主要指校长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民国时期：探求教育本质，关注国家命运 　　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期。当时的中国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效仿西方大学，继承了西方大学的传统使命，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塑造国民的完整灵魂。真正将西方大学理念引入中国的蔡元培先生早年深受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办综合性、学术型大学的理念，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他在191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式上谈道：“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在第二年的北京大学的开学式，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在1928年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上，蔡元培再次强调，“学校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另外，梅贻琦校长在1932年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发言，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唐文治校长在1930年该校第30届学生毕业典礼上“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须先砥砺第一等品行”的表述已经成为永恒的名言。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大学产生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列强入侵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学的使命一开始便与民族存续和救亡图存密不可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的道路中逐渐认识到要救中国就要紧紧抓住“教育”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大力兴办教育、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才能挽救濒临灭亡的旧中国，因此，“教育救国”思潮空前繁荣。在这个时期的校长致辞中，“救国”成为共同关心的主题。如“国立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在1935年第9届毕业生授予学位的典礼上大声疾呼：“当兹内患濒仍，外患孔亟，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尚不能打破环境，创造事业，捍卫国家，抵御外侮，还望谁人去负这种重大的责任呢？”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张伯苓校长在1934年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也是情绪激昂，他说：“我们要作新人，我们要为民族找出路。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机会了。再不争气，惟有灭亡。我们学校，今年要发挥旧有的精神，更加努力，先生肯牺牲，学生不怕难。你们不要空来，要得点精神，要振作精神，打倒自己，你一定行。” 　　民国时期的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其背后必有一位成功的校长，如北京大学蔡元培、清华大学梅贻琦、南开大学张伯苓、浙江大学竺可桢、武汉大学王星拱、广西大学马君武等，正是他们成就了这些大学。一方面，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十分渊博，许多校长可谓学术大师，有的还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教育，有着深厚的科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用“学贯中西”来概括他们的学识一点也不为过。如蔡元培校长曾经留学德国和法国，王星拱校长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马君武校长是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的第一人，因此，他们对于欧洲高等教育的理念、目标等有着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之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杰出的教育家，与近代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国家民族危机赋予教育的新使命等时代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他们的致辞，使得他们的语言风格趋于理性，在洋洋洒洒数千言中蕴含了某些睿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