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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访秋集外文七篇 　　任访秋（1909―2000），原名维?j，字仿樵，笔名访秋，河南南召县人。1923年夏，任访秋考入位于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1929年秋，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1936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毕业。先后任教于洛阳河南省立第四师范、河南大学等。著有《袁中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学史散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鲁迅散论》等。2013年7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任访秋文集》共7编13卷，皇皇500余万字，是任访秋先生著述的集中展现。然由于民国时期大多文章刊载于报刊，搜集起来比较困难，遗漏是在所难免的。今从民国报刊等书中搜访任访秋先生佚文七篇，以备研究之需。文中有与今用法不同及手民误植之字，照录不改。 　　一、《萧统与刘勰》 　　我们不要从别的地方来论他们二位对于文学的鉴别同流派的眼光如何，即拿起《文选》中对于文体之分类，与《文心雕龙》中文体之分类比较参照一下，就可以晓得他们中间的相差是多么的远了。我们固然不敢说萧统不懂文学，然至少可以说他对于文学的源渊流别不十分明?t。至于刘勰呢？固然不敢说他完全的洞澈的明白文学是什么东西，然就大体而论，他是对于中国六朝以前文学的流变是洞若观火的。怎见得呢？现在我们就他们二人对于文学的分类来说吧。 　　1、萧统将“七”、“对问”、“连珠”都自行分为一类，而刘氏则总名之曰“杂文”。因为“连珠”同“七”在意义上与写作上都有着他们共同之点啊。 　　2、“诗”与“乐府”至西汉已渐分离不相混淆，而萧统仍总名之曰“诗”，可知他对于文学的流变异常盲目。 　　3、“论”之主旨，总在议论事理。无论大小粗细之事。古往今来史传中之陈迹，凡含有陈述己意，而给一批评者，均可谓之“论”。而《文选》中不仅于“论”之外有“设论”，而且有“史论”，则虽条分缕析，然益令人困惑莫名。刘氏仅以“论”包括之，可谓之简而得要。 　　4、至于所谓汉武《秋风辞》之类，则均属于“诗”与“乐府”之流，不得再立专名，而萧氏竟别立一类，则较命《七启》、《七发》为“七”类，更属荒谬。 　　5、至于“笺”与“书”之差异，不过有繁简之不同。“启”与“笺”更属相近。应以总名统之，今俱详为分析，则文体之分类将多至于无限。宜乎降及有明徐师曾{1}之《文体明辨》，竟分至七十余种之多也。苏东坡在他的《志林》中谓：“五代文章裹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斯可见矣。”这话不能说他是过于吹求。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中国文学界空前的有组织的杰作，至于《文选》也算是中国文学界空前的文学选本，都是现在研究文学者所不可少的典籍，但是就他们二人真正的眼光同学识而论，恐怕萧氏比刘氏相差太远。 　　一九三?，十，二十二，于图书馆 　　按：《萧统与刘勰》原刊载于1931年5月15日出版之《师大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署名“访秋”。《任访秋文集》未收。 　　二、《明代名士之重“趣”》 　　明代名士如袁中郎、袁小修及陈正甫等，都讲究“趣”。亦如“趣”为名士所必需具者然。其抑崇他人，有时亦视其有趣、无趣以为判断，今可举例于后： 　　夫名士者，固皆有过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劲，而趣不深，则虽才不足取。昔子瞻兄弟，出为名士领袖，其中若秦、黄、陈、晁辈，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观子瞻所与书牍，娓娓有千百言，直披肝胆，庄语谑言，无所不备，其敬而爱之者如是。想其人必风流蕴藉，如春温、如玉润，不独高才奇气为子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友孝淡泊自守，甘贫不厌，真有过人之骨;文章清绮，无尘俗气，真有过人之才;而尤有一种清胜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见而不可即者。 　　这是袁小修评陶孝若《南北游诗集》的话，同时并说明名士所必具的条件：（一）才;（二）骨;（三）趣，缺一则失其所以为名士。小修之兄中郎又云：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束，得自在度日，虽不求“趣”而“趣”近之。 　　惜乎全篇太长，只得择要而录之于此。所以公安派很讲究“趣”，因之多好放浪湖山，就成为所谓名士。按中国以往之名士，必需具前边之三种条件： 　　（一）善属诗文，因彼等有天才而无所用之，只得发而为激昂慷慨之作品。 　　（二）不受富贵利禄之引诱，因彼等有骨气，不愿卑屈人下，向他人摇尾乞怜，所以困居山林，落魄江湖。 　　（三）皆深于趣，故能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结果成为名教之罪人。 　　自魏晋以来，直至今日，所谓名士行径大抵然也。 　　按：《明代名士之重“趣”》原刊载于1931年5月15日出版之《师大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