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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范式的“论争”及其限度 　　在审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过程时，人们往往把《新青年》遭遇的种种话语冲突不假思索地视为思想异见者（包括个人、报刊以及社团）之间的“论争”。不可否认，“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报刊发达、社团众多，因此，思想的分歧和主张的差异在所难免，“论争”也自然有着极高的发生频率。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论争”并不仅仅是对“五四”时期《新青年》话语冲突的历史描述，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概念。 　　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论争”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诸多“论争”并不是围绕“文学”作品及其批评展开，而是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发生。这使得在文学研究中，“论争”往往能够独立于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而存在，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范畴和研究领域。第二，对“文学史”来说，“论争”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文学现象，它也构成了历史的“关节”――文学思潮的转换往往是通过“论争”的方式予以实现，即一种新的文学必须通过“论争”战胜既有的文学，才能确立自身的地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论争”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也构成了“方法”的意义，并成为观照文学现象的“框架”和“视角”。 　　由此可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论争”概念具有非常鲜明的建构性：一方面，作为“新文学”发端的“文学革命”，被描述为一场由《新青年》同人挑起、策动并最终“胜利”的“新旧之争”;而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把“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发生”描述为一场“新”、“旧”双方的“论争”，才使得基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论争史”得以呈现出来。 　　从“论争”这一范畴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带有某种“起点”意义。“五四”之前，虽然“论争”多有发生（如“今古文之争”、“国学”与“西学”之争，以及《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革命与立宪”之争等等），但是基于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传统著作观，人们往往并不重视这些“论争”文字的历史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章太炎，“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而章门弟子之一、后为《新青年》同人和“新文学”代表作家的鲁迅对此极不以为然，他回忆自己对章太炎的印象时写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将章太炎的“论争”文字视为“战斗的文章”，在他看来，“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显然，鲁迅对“论争”文字的态度已经与乃师截然不同，这其实也表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著述”的看法已经摆脱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传统思维，而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力。 　　“五四”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论争”的态度已然发生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各种“论争”文字的汇编。“五四”开启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各种“主义”的提出，各种文化主张的呈现，使得“论争”文章的收罗有了可能。就文学范畴来说，最早关注并凸显“论争”文学史意义的，是左翼作家群体。其中，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一书，应该算是有关“新文学论争”文字最早的汇编。这部书汇编的对象是刚刚结束的“革命文学”论争，其中，李何林特意强调了“论争”的性质，他在《序言》中写道：“这里所收集的也不是这一次的所谓‘革命文学’和‘非革命文学’文献的全数，这里收集的是与这一次论战有关的各方的‘论’而且‘战’的文字;凡是泛泛的一般论文艺的而不对着或影射着对方的‘战’的文字，都统统割了爱……”在这样一个标准中，“论争”已经脱离了文学作品和批评，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范畴和关注对象。而具体到“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言，第一部“论争”文字的汇编应为张英若编撰、1934年出版的《新文学运动史》一书。张英若本人在其序言中说明：“本书所收的资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只是最初的一个阶段，因此，也可以名之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初编’。”值得注意的是，张英若在书名中着一“史”字，表明“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和现实拉开了距离，变成了一个“历史对象”。相比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的“即时性”而言，张英若的《新文学运动史》实际上更具“研究的性质”，其汇编的宗旨即在于“避免史料的散佚，择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册，作为研究的资料”。在这种对作为历史的“五四”的追念与研究中，“论争”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