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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自然观 　　【内容摘要】苏轼在儒释道自然观的影响下，采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儒释道三家之精义，并吸取陶渊明的自然风格，进而促进苏轼文化性格与其自然观的形成。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进而体悟自然之道，在这样一种心理历程和人生思索中，苏轼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苏轼 自然观 文化性格 　　自然，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不仅是生存所依赖的物质环境，更是一种审美对象。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演变到了北宋时期，在儒释道合流的背景下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确立了人对认知理性的重视，张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一种由物及于道再由道超越物的具有理性自觉的观物方式得以形成。自然观是时代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载则最深微地显现和最直接地揭示了一代自然观的面貌。笔者认为，在北宋，苏轼的自然观相应于他的文学成就是成熟的典范。下面，笔者将就苏轼文化性格对其自然观的形成的影响展开论述。 　　要考察苏轼的自然观，不能不首先了解造就其自然观的文化性格。 　　一、儒释道自然观的影响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孔子在对自然山水林木的审美中，发现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以山水自喻。后代许多自然山水审美，都沿袭这种意识来看待山水等自然景观，这种山水审美人格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在对自然山水欣赏过程中的自我人格欣赏，而这种欣赏实际上是主体把自然当作一种客体对象后的行为。苏轼也受到了此种自然观的影响，他在对自然欣赏与思索时总是在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可见，老子是将“自然”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为了进一步阐发他的自然观，老子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又生发出“素”、“朴”、“拙”等与“自然”相关的几个重要范畴。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而他更热忠于神游山水，有着超越现世，宁愿寄情于广漠山野河川的精神倾向。《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里的“乐”显然不是以自然山水为道德伦理的象征，而是处于对自然的一种更为纯粹的审美感受。这种以一种逍遥无欲、自喻适志的心境，去观赏体验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而苏轼也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钟情于山水，并形成了其顺应自然，超然物外而不为外物所累的处世态度。 　　相对于儒、道来说，佛禅的自然观呈现为一种圆融完美。佛禅称“汝即梵”，即“你就是世界，你就是整个自然”。故而证悟得自然，便证悟了本心，而佛禅修持的任务就是“明心见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从佛禅之道来看，“心”与“自然”之间就获得一种不可间离的融合。而这“本来之心”得以与“自然”印合、传达自然时就必然呈现出诗风的“自然”。正如徐增所谓“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文，有不期而然之妙”①，而苏轼在宦海沉浮、政治失意之后归心于佛禅，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便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佛禅此种自然观的影响。 　　苏轼去逝以后，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文中，总结其兄一生时这样写道：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渭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佛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辫无得，浩然不见其涯矣。”② 　　苏轼的志向与性趣，本之于儒家，以儒家作治世之具。而其思维方式，又参之以佛道。他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三家之精义，建构了一个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融会的大趋势。这种融会在他的自然观的形成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陶渊明自然观的影响 　　苏轼崇尚陶渊明。他曾说道：“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堂二首》其一），“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这其中既有对渊明自然率真人格的崇拜，又有对其诗作的喜好。 　　作为东晋的田园隐逸诗人，陶渊明质性自然、抱朴含真，他追求一种自然自在的状态，希望归真返朴，保持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情性和生活。他的诗文中洋溢着淡泊明智，志高趣洁的超逸风格。而这种高洁不屈的节操、归隐田园的志趣以及任性任情的真态正是苏轼终身以求却又视为难以企及的理想人格。他道：“予有陶彭泽赋《归去来兮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题陶靖节归去来兮辞后》）陶渊明也因此成为了苏轼笔下无以取代的典范，诗格之典范和人格之典范。 　　苏轼崇好陶诗，除了其“清”之高格外，其自然而至，“初不用意，而境与意合”，而这正恰如其分地为其“天工”、“自然”做了注脚。此一“自然”已不仅仅是创作的一种自然状态和自然效果，也蕴含着自然率真的人格魅力。 　　三、苏轼文化性格与其自然观的形成 　　苏轼文化性格的重要核心乃是他的真率。正如笔者前面所述，苏轼崇尚陶渊明，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