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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最缺的是远见 　　“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 　　崔永元：我跟刘震云先生见面的机会挺多的，两个人一见面就开玩笑，很少有一个能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谈点儿正事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们就约定说，咱们少开玩笑，多说正事，因为观众看开玩笑的机会太多了，他们可以买票听相声去，但是做电视节目，我们觉得还是得说点儿正事，说点知识分子的事。 　　现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网上很热门，但好像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成了贬义词，这是因为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有人约着打架，您怎么看这样的事呢？ 　　刘震云：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脑子都挺灵光的，如果说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在眼睛上——知识分子到底能看多远。这里牵扯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一个民族或者说我们人类需要知识分子？整天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你在房间里读书，你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这个民族要你干什么？我觉得就是要借用你的眼睛。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比如讲，你是一位科学家，苹果掉在你头上，你确实应该发现地球是有引力的。还有像发明蒸汽机、汽车、冰箱等等，这是知识分子应该给我们带来的。那么作为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你确实应该考虑如何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和未来的道路。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到底做了多少呢？ 　　崔永元：您说的是公共标准还是个人感受？ 　　刘震云：是个人感受。如果是公共标准就应该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有担当，要能够照亮未来的道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是民族的幸运；如果感受不到，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责和缺席。 　　崔永元：我们怎么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存在呢？ 　　刘震云：比如讲我们上学，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关键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知识分子在操持着。我曾经在我的母校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教育本身就需要教育，我们通过传授标准答案的方式，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但是在有些民族和国度，他们却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两百个孩子。如果我们和人家比，不说在其他方面，单是在智识上，或者是对于世界认识的宽度和深度上，我们确实存在一些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知识分子，从校长到教授，当然也包括像我和崔老师这样的人，我们大家应该有所反思，甚至是惭愧。 　　“伟大在哪里？见识在哪里？不总在远方，有时候就在你我的身边。” 　　崔永元：我试着总结一下您这个结论，是不是就是说有很多人是知识分子，但他们有知识却没有见识？ 　　刘震云：特别准确。但是呢，有的知识分子比你说的还要再退一步，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是“知道分子”。他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到博士毕业，考试成绩都非常好，别人提到的事情他全知道。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是应该有创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中国什么都不缺，我们不缺人，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不缺钱，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奢侈品店是靠中国人来支撑的。我们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见识，是远见。就像我们修马路，往往第二年就要重新挖开看一看，可能前一年施工的时候，把什么宝贝给落里面了。我们的很多大桥，寿命超不过20年——那可是桥啊！我们的精英们为什么不能考虑得稍微长远一点呢？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他说一个民族和族群，总是在提倡道德而不注重规则的话，这个民族是会道德沦丧的。我也特别赞赏你之前说过的一句话，你说，很多牢骚其实是建设性的声音。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一个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想要干什么的同时，你也一定要知道不能干什么，有时候牢骚就是告诉你不能干什么。 　　崔永元：知识分子总要忧国忧民，这是正常状态，但是所谓的忧国忧民，不是说读过很多课本、受过从学前班开始的训练就可以完成的，需要的是见识。那么，知识分子的见识是从哪儿来的呢？ 　　刘震云：知识分子的概念，未必是读过书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有些不识字的人见识特别深远，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伟大在哪里？见识在哪里？我觉得也不总在远方，有时候就在你我的身边。 　　现在仔细想想，在我开始接触知识的时候，有两位大“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位根本不识字，是我舅舅。他在我们村里赶马车，赶得特别好，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到了他手里，马上就变得温顺。我13岁那年，他跟我有一次特别深刻的谈话。他问：“你觉得你聪明吗？”我说：“不太聪明。”他又问我：“你笨不笨？”我说：“我也不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生活得都会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混。”我问他：“那我的一生应该怎么规划？”他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