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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乐批评准则分析音乐文化论文 钱仁康先生作为学术大家，其治学造诣不仅体现为研究的广博和精深，而且还表现为对中外文的熟练驾驭。由钱先生校读审定的《外国音乐辞典》（汪启璋、顾连理、吴佩华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国内最好的中型音乐辞书。这部辞书不仅是汉语文化圈中音乐家和爱好者的必备参考，而且是所有西文音乐图书中译者的良师益友，也为后来人民音乐出版社翻译出版《牛津简明音乐辞典》（1991年版；2002年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很多巧妙的术语翻译，诸如将“fa-la”译为“舞歌”，将“quodlibet”译为“集腋曲”，等等，其间无不闪现着钱先生的学识与智慧。几年前，我有幸在钱先生指导下参与校订《简明牛津音乐史》（顾犇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曾看到钱先生在文稿中多处校正的熟悉笔迹，静心捧读，字里行间透出先生对英、德、法、意等重要西文语言的熟练掌握和对纯正中文表达的透彻理解，不禁令学生心悦诚服、敬佩之至。去年，我荣幸得到钱亦平教授馈赠的一套《欧洲著名艺术歌曲精选曲库》（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内含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李斯特、布拉姆斯的歌曲杰作各一集，均由钱先生译词配歌。一日到家中探望先生，我曾提到，像译配艺术歌曲歌词这样的翻译工作，对译者的中外文功力和音乐修养都提出严峻挑战，国内除了钱先生，确无第二人能胜任此职。钱先生特意说起，在这套歌谱的译配过程中，他不仅紧扣原诗意蕴，而且还刻意通过中文的“再造”保留了原诗的音步和韵脚。如此匠心，怎不让人“五体投地”？！就在前不久，钱先生推出亲手翻译编订的《莫扎特书信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target=“_blank”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和文献翻译事业又添一份厚礼。 有意义的翻译工作，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支持和辅助，也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给养和补充。上海音乐学院在这方面具备优良的传统——前有沈知白先生这样的先师开山铺路，后有钱仁康先生这样的巨匠发扬光大。更别提汪启璋、顾连理、吴佩华等诸位先生的高水准译笔在华人音乐圈中有口皆碑。我个人自进入音乐学术门槛以来，一直从事自认有学术意义的文献翻译工作，显然也是受到上音这一优良传统的耳濡目染和精神感召。正值钱先生九十华诞之际，特意在此刊登一篇译文以示祝贺，并也希望借此表达对钱先生在音乐文献翻译事业上所取得成就的仰慕和崇敬。 本译文是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的重要著作《音乐美学》的第十四章。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系德国当代最杰出的音乐学家，对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其学术成果以发人深省的哲学思辨、视野广阔的文化关怀和独具慧眼的音乐洞察力为特色，值得中国音乐学界大力引介和研究。《音乐美学》以独到的视角和尖锐的笔触，阐述了18世纪以来音乐美学思辨中一些关键性的疑难课题，可被看作是一部音乐美学问题的历史批判与诠释著作。第十四章集中讨论音乐评判的标准和尺度，众所周知，这是最重要的音乐美学课题之一。达尔豪斯从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有关审美经验中感性判断和理性分析的区分着手，驳斥了审美判断的相对论观点，并进一步考察了音乐评判和音乐批评所依据的具体标准尺度和范畴：完美性、伟大性、体裁类型要求、内在特性考察、复杂性、形式要素的相互协调、模糊性、新颖性、不朽性、容纳不同诠释的可能性，等等。由于音乐批评的标准问题过于复杂，我个人并不认为达尔豪斯的论述已经对该问题做出了满意的回答，但他的论辩确实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深邃的思维享受。这一论题刚好与钱先生关注的作品研究／分析有直接的学科关联，当然也与我为庆祝钱先生九十华诞所撰写的专文“音乐理解的途径：论立意’及其实现”有内在的学理联系。收录在此，殊为合适。本译文根据William W. Austin的英译本（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译出，又根据德文原著（Kln：Hans Gerig Musikverlag，1967）进行了校订。译文中的不当之处，恳望不吝赐正。 “存在两种彼此完全不同的审美态度，但不应误解两者，以使双方对立。其一是感官性的判断，一种有教养的天赋，在美的事物中见出完美或不完美，凭直觉感受，生气勃勃，异常彻底，忘却自我。这即是第一种审美态度，它仅仅只是感官性的判断，是混淆的感觉，而它理应如此。这种有才能的心灵，我们或称为天才，或称为聪颖人杰，或称为高雅人士——根据他们审美感受水平的高低而定。他们的审美感觉是天性使然，是美的见证。但另外一种审美态度――科学的审美――究竟是什么？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已经过去的感觉，将个别部分剥离，将各个部分从整体（已不再是美的整体）中抽象出来；此时，在这一片刻，美的事物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