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docVIP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一、分析误读的两面性 以雷蒙道森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杜撰和想象固然有利于更新和补充自身的文化，但也影响了后来学者对他者的判断。“１８世纪欧洲人无条件接受的中国社会机会平等的神话，逐渐转变成２０世纪以民主制一词取代了平等一词的形式”，“在引进一门外国的艺术时，需要本国的艺术家从这新的源泉中更新和补充他的创造力，他绝对没有义务要把他所看到的原封不动地复制出来”，“耶稣会传教士德厄在１７４３年写的一封信中，有一些关于北京郊外圆明园中的花园的详细和热情的描写，这一描写成为欧洲人对中国花园的看法的基础，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常常引用它”，“我们常常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过去学者的判断”以史景迁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无知和误读可能产生敏锐的见解，但也可能把他者排斥在体系之外，否定了他者的历史身份。 二、国内关于西方对中国文化误读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内学界使用误读一词，约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初指语音的错读，后来其主要含义和用途从语言学移入到文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目前，学界主要从比较文学、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探讨西方对中国文化误读这一问题。为了深化西方对中国文化误读的研究，我们对不同领域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爬梳，以推进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 （一）误读研究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视角 １．形象学的视角从形象学视角对中国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误读的形象进行具体研究或者对文化误读进行一般的理论研究。代表人物有乐黛云、孟华、周宁、姜智芹等，代表论作有《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载《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载《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一书）、《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和《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等。孟华在《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中指出，误读是产生套话的基础，误读参与了套话的生产及推广过程。姜智芹在《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一文中探讨了造成西方误读中国的三个原因，即自我认知的需要、传播媒介的报道偏差和中国文化的庞杂。周宁在《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总论中指出想象与误读，真实与虚构的不同类型文本共同建构了西方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实际上是西方根据自身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构筑的文化“他者”。 ２．比较文化视角从比较文化视角对文化误读进行一般的理论研究，相关论作有《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略论文化误读》和《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现象》等。吴莉苇在《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中探讨了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指出文化误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被夸大，否则只会加深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误会和隔膜。宋开支在《略论文化误读》一文中指出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文化更需要正读，无论正读还是误读，都必须依据文化发展的尺度对各种文化做出适应性解释。邹威华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现象》中阐释了文化误读的文化内涵及其与文化宽容的辩证关系，并从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阐释了文化误读中的文化宽容问题。 ３．翻译视角从翻译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和个案分析。近年来，很多硕士论文都是从个案分析入手阐释和分析的，如《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以〈围城〉英译本为例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和《论寒山寺在美国的接受与影响：文化误读的个案分析》等。还有的文章综合分析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如《文化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类型剖析》、《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和《期待视野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等。这部分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非常明显的，它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变形，使一部作品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没有限度的误读或者理解性误读会导致文学传播的部分流失，从而使文化交流的质量打了折扣。 ４．文化批评视角从文化批评视角分析中国形象，如朱耀伟的《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认为一些西方批评家和中国批评家抱着善意解读中国，然而却因无法突破论述生产机制的既存成规而陷入更深的误读，因此，构建中国图像应开放地指向在西方凝视以外的其他华人群体的政治历史文化现实，而不是按稳定的中国性来增补相关论述的副生产线。 ５．文学接受的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汪正龙的《“正读”、误读与曲解：论文学阅读的三种形态》、王顺贵的《文学文本的“误读”接受之成因及其美学意义》和孙中田的《文学解读与误读现象》等，这些研究认为误读是区别于正读的别有所解，读者在作品空白的框架内来驰骋想象力，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区别于作者原意，也区别于杜撰。 （二）误读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１．综合分析从传播学视角综合分析西方媒介对华报道，有的从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切入，有的从媒体误读的原因分析切入。相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