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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张秀兰　徐月宾 1990年代以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1)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2)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3)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关键词　家庭政策　社会政策　家庭问题　儿童 作者张秀兰，女，196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5);徐月宾，196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5)。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正在经历一个改革的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家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因而很多社会政策转向了对家庭的支持或投资。在这种趋势下形成的家庭政策，我们称之为“发展型家庭政策”。“发展型家庭政策”在理念上有两个基石:(1)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只有以人为本、保障和支持人的发展需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会具有强劲的动力和可持续性;(2)家庭对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机遇都具有决定意义，政府用于增强家庭功能、保障儿童发展需要的投入实际上是对社会未来的投入①。正如Moynihan所说，“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一个民族的未来则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儿童的态度和方法中预测。”② 西方福利国家对家庭功能的重新重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福利资源。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 功能和责任，而只是政府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对家庭责任的分担①。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对家庭功能和责任的理解一直是影响社会政策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政策的演变过程事实上经历了一个对政府—家庭责任界限不断重新界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政策即是家庭政策②。 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家庭失去了传统的社会保障功能，由此而产生出各种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的问题，因此，早期的社会政策主要是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如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有效地缓解了家庭责任所面临的经济压力③，而专门针对家庭的社会政策，如儿童福利计划和家庭补贴等普遍性福利待遇的目标，则主要是鼓励家庭承担抚育子女的责任，提高出生率④。 此后从1940—1970年代中期，西方福利国家经历了一个社会福利迅速扩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公平、社会包容和公民权利等反映人类美好愿望的价值观念逐步成为影响社会政策的重要因素，西方福利国家纷纷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缓贫富悬殊，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各种形式的收入保障和社会服务，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个人和家庭不能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197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由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很多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如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制度缺陷;另一方面，“空巢家庭”、“单亲家庭”以及“未婚母亲”等现象的大量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构成了“新右派”批评福利国家导致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削弱，进而导致经济衰退的主要依据。鉴于此，西方福利国家再次转向家庭和社区等非正规社会保护系统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由此引发了在社会政策领域和理论界对家庭功能的重新重视⑤。 1980年代以来的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改革实质上是对政府—家庭责任界限的又一次重新界定。总起来看，改革的趋向是强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改革的方向不只是简单地将政府原来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家庭，而是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给予家庭积极的支持。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对市场干预转向对家庭的干预 传统上,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公平问题,即市场失灵的问题。1940—196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高速发展的时期,在欧洲的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执政期间,社会的主流思潮是,现行社会制度存在缺陷,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成员提供广泛的、具有防御性的社会福利。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此种认识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不仅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且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相应地,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