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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视角下高校二级学院决策机制研究 　　 一、治理理论与二级学院决策机制相关制度安排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 　　治理概念产生于西方国家。自从世界银行1989年在讨论非洲发展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以来，“治理”便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治理”一词的英文为“governance”，是由拉丁语的“gubernare”演化而来，意为“驾驭”（to steer）。[1]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主要被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治理理论在国际社会的兴起，其被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新的含义，超出传统的经典意义和学科领域，不仅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并且也不再只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专家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务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2] 　　 “治理”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的广泛流行，既预示着治理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获得承认，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也使得其在各个领域被诸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和界定。对此，英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罗茨（R.Rhodes）详细列举了六种关于治理的不同定义。①而研究治理理论的另一权威格里?斯托克则在对目前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将治理的涵义概括如下：①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②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③治理明确肯定了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④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⑤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显然，“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虽差别不大，但其实际涵义却有很大不同，对两者进行有效区分甚至成为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首先，作为政治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都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治理需要的权威来源于合作过程，不一定来自政府，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来自于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在管理过程的权力运行方向上，统治权力是科层式的，其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单向性的。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运用的是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而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权力运行是双向的，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管理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会认同之上的合作。[4]对此，正如有学者指出，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是不能没有治理。[5]而本文对治理理论的运用也正是从这一内涵出发。 　　（二）二级学院决策机制相关制度阐述及启示 　　毋庸置疑，在分析高校二级学院决策机制相关法律制度安排时，就不得不提到校这一层级的相关制度，两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就这两者而言，目前的权威性制度阐述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整体而言，校这一层级较院这一层级的相关制度阐述则更为明确，对其进行一定的比对和分析，既能为二级学院决策机制的深入探讨提供权威的制度性参照，又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启示。 　　 就校这一层级而言，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公办高校的根本领导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对党委和校长权责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同时也对学术委员会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权责范围进行了阐述。《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也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及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做出了具体规定，指出“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保证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完成”，并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而相较于前两者，更为清晰的界定则来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