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离与基层治理重构要点.pptVIP

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 邓伟根（2014年7月） 南海区基本情况 地理位置：珠江三角洲腹地、毗邻广州 面积：1073.82平方公里 下辖： 6个镇、1个街道，67个村委会、184个居委会 人口：常住人口262万，其中户籍人口124万 经济指标：2013年GDP达2172亿元，工业总产值4931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6亿元 综合实力：长年位居全国同类地区前列 发展特征：全区划分东中西三大片区，东部片区紧邻广州，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高，人口密集；中部片区正处于急速工业化阶段，西部片区的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近年南海改革发展稳定的“金三角” 硬实力：1.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创新 2. “三旧”改造和城市更新 软实力：1.文化引领 2.人才立区（人才强企） 3.南商再出发 基层党建精细化；城乡服务均等化；村居治理法治化；集体经济市场化。 网络问政、网络行政、网络监督“三网融合”；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监管清单“三单”管理。 *南海近年的社会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基层治理，尤其是村居治理方面 创新驱动 （转型升级“抓手”） 权力运行体系改革 （改革“牛鼻子”） 基层治理 （社会治理“基石”） 中国与西方社区的共同点：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中国与西方社区的不同：西方的社区概念（community）本来就具有共同体的含义，社区内的各类群体、各类组织通过利益、兴趣、信仰等紧密凝聚着一起的。中国社区是“散”的，虽然不同类型的人群、企业、社会组织都在一个区域内，但彼此之间不是一个共同体，不是真正意义的社区。在中国，要推进基层治理首先要重构基层治理。 南海基层治理的首要命题：基层治理重构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之基础，是社会矛盾之焦点、新型城镇化之重点、政权建设之末端、民主与法治之举措。 个人 家庭 差 异 村居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微观单元 微观单元 微观基础 西方 中国 村居社区 两个“二元结构” 南海城镇化起步较早，但城镇化质量不高，76万社员股东、40多万普通居民与140多万外来人混居在一起，企业、自治组织、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行业商协会等各类组织相互交错，彼此又相互独立，存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本地人与外地人两个“二元结构”，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南海基层治理重构的背景 【典型例子】位于中心城区桂城街道的原海逸社区，主要服务两个楼盘，社区被农村包围着，楼盘内实施城市社区管理，楼盘外实行农村管理方式，属于典型的“村中城”。由于管理架构不同，地区的治安、卫生等难以统筹，村里的公共设施及空间，海逸社区居民无法享受。类似现象在南海各镇街大量存在。同时，在南海各镇街城区普遍存在“城中村”现象。 264万常住人口 122万户籍人口 76万 社员股东 集体经济矛盾纠纷多发 南海的集体经济发达，2010年南海村社（组）两级集体不含土地的资产总额近260亿，村社（组）两级可支配收入46.5亿元，村社（组）两级分红20.8亿元，76万社员股东人均分红超过3100元（注：2013年上述四个数字分别为360亿元、62.7亿元、30.7亿元和4005元）。可观的集体经济引发外嫁女、退伍军人等10多特殊群体，强烈要求参与股权分配，同时由于集体经济监管漏洞较多，容易引发信访等不稳定因素。 17% 63% 83%与集体经济问题有关 诱发矛盾 南海基层治理重构的背景 传统农村管理体制的制约 在传统农村管理架构下，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政经混合，党组织书记身兼数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权责不清，不利于解决两个“二元结构”和集体经济矛盾的问题，更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 基层组织三位一体、“政经”混合 村居书记身兼数职、权责不清 “集体经济问题绑架基层组织” 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管理边界模糊 在传统管理架构下 导致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面临挑战 村居自治功能弱化 城乡公共服务 难以均等 集体经济矛盾纷争难以有效化解 南海基层治理重构的背景 南海的治理困局：在传统农村管理体制下，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集体经济矛盾与宗族问题、历史问题、选举问题等相互缠绕，牵一发而动全身，基层矛盾化解与基层治理难以推进。 南海的实践：2011年初，南海以“政经分离”为突破口，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基层治理重构。 南海基层治理重构的背景 具体的操作： 1.实施村居集体经济组织单独选举。 2.通过依法表决统一将集体经济组织领导成员的任期从原来的3年改为5年。 3.明确村居书记不兼任经联社领导成员，村（居）委会领导成员不与经联社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如果村书记或村（居）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