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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论文网 /4/view-7192671.htm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调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2.5;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01-06 　　引言 　　身份认同源于个人对于自身状况和生命意义的追问，是一种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确认。斯特瑞克和理查德因此提出，身份认同是在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1]。威克斯认为：“认同即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及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以本质上来讲，认同给人一种存在感，他涉及个体的社会关系，包含你和他的复杂牵连”[2]。安卡拉据此认为，身份认同不仅由自我在环境中自然获得，它同时还代表了在社会上与他人互动中所获得的感觉、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因而，在安卡拉看来，身份认同主要反映的是主体对其身份的共识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影响[3]。凯瑟就此提出：“身份认同会对一个人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4]。 　　基于此，笔者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即是指该群体的人们如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与城市居民互动中产生的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对自己感情以及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它包含了该群体身份认知和归属感两个方面的内容[5]。 　　近年来，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卢小君和孟娜从代际差异的视角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他们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与其父辈农民工相比相对较好，但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6]。张璐等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性特征的角度对其身份认同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群体从整体上缺乏对“市民身份”的认同[7]。许传新从城市生活经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得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乱状态的研究结论[8]。王张明、孔祥利则从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消费行为，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呈现为双重的消费策略”的结论[9]。殷娟等从乡土记忆、城市生活经历和未来期望三个维度进行了考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较为突出[10]。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身份认同出现分化，表现出模糊的、差异化的特征[11]。有人则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归结为“认知固化、体制禁锢、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四个方面[12]。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教育程度、乡土依赖心理以及价值取向、追求城市社会生活、自我身份定位、社会肯定等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因而，面对“我是谁”的问题，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应有很大的不同。可以预见，由于这些不同，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可能产生更显著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但同时伴随更大的身份认同困惑。 　　一、样本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来源说明 　　本研究采取问卷访谈的形式，随机选取外地来南京市务工的青年农村劳动者为访问对象，通过交流获取信息由调研员填写问卷。调研的地点选取南京市各行政区，包括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浦口区、江宁区、栖霞区、溧水区、六合区等，主要为集庆门、沈阳村、江东门、观门口这几个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地区，以及安德门劳务市场、装修大世界等几个农民工就业集中地点，再加上在火车站、市内施工工地等地进行的调研访谈，累计发放问卷2 000份，其中有效问卷1 997份。 　　（二）变量选择及其描述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参考有关学者的文献[13]，我们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作为因变量，以调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心理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和社区环境作为自变量进行了考察。这里的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教育年限和技术级别;心理健康状况主要指他们的心理压力;家庭状况主要指的是家庭对他们的期望;工作状况包括工作时间、工作经验和工资水平;社会关系包括该群体成员与朋友关系和他们面临的社会排斥;社区环境主要指他们的居住环境。根据以上6个主要因素，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