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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始财政 一、国家和财政的萌芽 二、原始财政收支的内容 三、原始财政的作用 第一节 国家和财政的萌芽 一、氏族社会末期的经济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据考古发现，我国云南元谋古猿人生活于距今400万年前后，元谋人为距今187万年，陕西蓝田直立人距今115-110万年，山西襄汾丁村人距今13-8万年。大约在距今10万年前后，中华民族进入母系氏族时期。 自从氏族公社替代原始群落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后，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地遗址中保留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不仅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也生动地说明了氏族社会生活如何为后世锻造了国家的雏形。 （一）原始农业 在漫长的征服自然过程中，人们选择了农业。 中国的农业，大约出现于距今一万多年前。古人之所以选择农业，既有其自然环境，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人类发明了农耕器具，转向农业种植和作物栽培后，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自给自足而且开始有了剩余。 首先，它开发了生产和生活空间，人类不再完全受自然条件制约； 其次，农业种植业和栽培业的发展，收获量大增，为人类定居奠定了物质基础； 再次，家庭饲养业的发展，为人们的饮食及其他副产品开辟了新的源泉； （二）私有制和权力集团的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密，产品极大丰富，剩余产品越来越多，私有制也发展起来。 贫富向两极分化，产生了阶级。 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为了在掠夺或反掠夺战争中加强各军事首领的权力，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集团逐渐形成。 二、国家与财政的萌芽 国家，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当阶级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但是，中国的历史表明，阶级的形成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出现，也经过相当长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传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自容成氏、大庭氏、伏羲氏至神农氏之初，“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庄子》）在《盗跖篇》中说：“神农之世，卧则居民，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篇中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从传说的情况看，神农氏族部落延续时间比较长久，是个比较强大的部落，生产发展也比较快；所以，到后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也出现了财产的私人占有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为财产私人占有而争斗，为生存权利而争斗。部落之间的流血冲突，规模之大，战斗之残酷，以神农之后，黄帝之时为最明显。 自部落联盟的出现，公共事务的增加，分管专职的成员在为氏族的生产、生活和安全付出劳动时，为补偿自己的劳动损失，必然要从氏族成员的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氏族首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生活”。对此，中国古文献早有记载。相传：轩辕 （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经盾示享，诸侯咸来宾从”。对不来贡纳的诸侯、部落进行讨伐，促使其臣服和朝贡。 历经数百年后，贡赋制度日益成形了，史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据文献记载，在舜、禹的统治时期，为保证公共职务和实现，要求臣服部落和被保护的小部落贡献财物；另一方面，也考察其是否真心臣服；同时，要求本部居民贡纳土地出产物。据传，当时各部落一年一贡，“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之会，防风氏后至，禹将其杀掉。于是，禹“定九州，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分田定赋，什一而税”。以土地出产向部落酋长（舜、禹）进行定量贡纳，开创了后世土地税的先河。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暴力机关，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雏形国家与现代国家政治实体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它表现为国家的早期的形态而已。 公共权力为了维持它的存在和执行它的职能，完成向国家实体的过渡，就必然要消费一定的物质资料，这就需要雏形国家利用它的政治权力，在社会产品分配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因此，原始财政与雏形国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人们的一生时时、处处受政府经济活动的影响。由于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的核心，因此它是社会活动中最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之一。 财政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私有制——阶级——国家（财政） 剩余产品是财政产生的基础，国家是财政产生的前提。 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随之消亡而消亡。 财政是历史范畴，又是经济范畴。 第二节 原始财政收支 二、原始财政支出 （三）祭祀耗费 远古祖先，宗教观念十分浓厚，时有祭祀。史称黄帝立，“万国和，而鬼神山月封禅与为多焉”。《索隐》称，古代祭祀，以黄帝为多。包括猪、羊等在内，有时还有所俘虏的奴隶，耗于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