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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与现代法治精神 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这项制度体现了法律对血缘亲情的维护，对常人最基本善良人性的尊重，蕴涵着独特的人文关怀，它从确立一直被代代继承，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被废止。建国以来,亲亲相隐制度被视为封建思想糟粕而遭到批判，实际上，亲亲相隐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今天怎样科学借鉴吸收这一法律传统，对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亲亲相隐， 血缘亲情 现代法治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理性的结晶和创造精神的体现，是构建中国古代法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叔鱼叔鱼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罪不为末，可谓直矣对于重大罪行，是不主张隐的。 4、容隐的方式只是对父亲或儿子的过错，保持沉默，不去作证，以免使亲人受到损害，而这种行为不是法律的强制，也不是道德的说教，是由于人们的血缘亲情的自发行为。 5、这种父子相隐的习俗，受到孔子的称赞，而上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因为符合儒家的“慈、孝、忠、直”等道德品质，为以后的儒家所推崇，是风俗习惯道德化的体现，从而为以后的父子相隐的法律化打下基础，也就体现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即风俗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演变过程。这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体现，对此孟德斯鸿指出：法律主要规定，“公民”的行为，风俗主要规定‘人‘的行为;而风俗与礼仪的区别则是:风俗主要是关系内心的动作，礼仪主要是关系外表的动作。但是，对中国立法者们来说，这三者是混淆的。”孟德斯窥透了中国的立法者们之所以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他深刻的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3] 6、容隐并非对亲属错误的放纵。子为父隐，是因为亲情的“不忍”而对外保持沉默，这并不意味着儿子没有帮助父亲纠错的义务：“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适用范围像之类父子相隐但若弑君等大逆不道行为则提倡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记载：石厚参与州吁弑其君桓公，其父石碏使人杀了石厚。孔子称赞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秦汉以后，“父子相隐”与“大义灭亲”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刑律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影响深远。尤其是到了汉儒家思想宣帝本始四年亲亲得相首匿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条诏令将容隐制度正式入律，正式肯定子、妻、孙为父、夫、大父母隐在法律上的正当性。对父、夫、大父母隐子、妻、孙虽不是皆勿坐，但至少涉及死罪时，可由廷尉报皇帝圣裁，有减免刑罚的可能性。这条诏令正式奠定了传统法律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标志着容隐制度的正式确立。 及至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朝将汉时的亲亲得相首匿发展为同居想为隐。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已经走向成熟。《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同居相为隐除了亲属外，还包括部曲、奴婢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给指示道路、送其渡过危险地带，帮助他运输赃物，或给犯人衣食助其潜逃者致资给子孙卑幼告尊亲都判重罪，无论是诬告还是实告。这就说明相隐对尊亲来说是权利，对卑幼来说是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容隐制已经成为维护家庭等级制的工具。 4、容隐的内容也不仅限于轻微的犯罪行为。西汉以后，亲亲相隐的所容许的罪行越来越广泛，重罪、甚至是死罪都在容隐的范围，到了唐代规定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害皇权和封建国建的安全犯罪外，其他的都在相隐的范围内。 总之，亲亲相隐习俗从春秋被儒家道德化后，西汉被作为法律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不断的被强化，也不断的为统治者根据统治的需要而加以改造，亲亲相隐也被逐渐的走向了极端化、片面化的发展历程，以情害法，屈法以申情的现象不断出现，容隐的权利因法律的强制而逐渐成为法律义务，容隐的身份特征日益明显，不平等也不断的加剧，这都妨害了原始儒家关于此制度的合理内涵，因此对于亲亲相隐的传统，我们必须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传承其优秀的法文化。 亲亲相隐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契合。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绵延数千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