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成因下英KKQ国宪政传KKQ统历.docVIP

英国宪政传统的历史成因下 　　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大贵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单独与国王抗衡，而且总是把争取完全摆脱国王控制、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奉为反王权斗争的唯一目标，结果导致分裂割据局面长期保持。在此政治统一缺失的环境中，公共领域极为狭小，公法体系因需求不足发展严重滞后，封建法始终只是作为一种私法体系存在着，在领主和封臣的封建关系领域内发挥其法律规范的效能。结果，封建法非但未能促进法治宪政要素的滋长，反而成为加剧政治分裂从而阻碍宪政文明进步的一种消极力量。与此不同，英国在诺曼征服后建立起了欧洲最强大的封建集权君主制，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威廉一世利用征服者的生杀予夺大权，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建立起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王权。威廉把全国耕地的1/6据为己有，每年的地租收入高达17650镑，而当时英国最大的贵族领地还不到威廉的1/10。而且，威廉还实行“国王的封臣的封臣仍是国王的封臣”原则，要求全国大大小小的贵族首先效忠于自己。在军事上，威廉拥有1000多名封建骑士军队，可以随时征调民军，还在全国战略要地修建了无数设防城堡，并通过4条大道连接在一起，可以相互策应。威廉还委派亲信为郡长，控制了地方郡政府，从而能够对全国实施有效的政治统治。而作为王权主要威胁的英国贵族，不但个人领地数量远少于国王，而且大多数贵族的领地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无一人能够像早期法国贵族那样单独与王权分庭抗礼，更无可能割地自守、称霸一方。由于无望挑战王权，英国贵族便把争取参政议政权即分享国家统治权奉为反王权斗争的首要目标，而且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要想达到这一目标，除了联合起来依靠集体力量与国王斗争外别无他途，加之国家政治的统一，也为贵族们的联合提供了可能。因此，联合开展集体政治斗争便成为中世纪英国贵族反王权斗争的主要形式，封建法和大会议自然就成为贵族们现成的斗争武器。另一方面，英国王权的实力虽然远远超过任何单一贵族，却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贵族联合势力的地步。于是，强大王权和贵族联盟便形成一种奇特的二元平衡结构。在这种力量对比条件下，国王不可能独断专行，而只能遵循封建法习惯，于每年的复活节、降灵节和圣诞节定期召开大会议，与贵族们一起商定国家大事，裁决纠纷。贵族们则利用大会议协商机会和封建法赋予自己的权利，批评政府政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充当贵族自我保护工具的过程中，原本是属于私法范畴的封建法，被意外地赋予了某种公法(宪法)性质，原本是最高领主封建法庭的大会议，“不自觉地”充当了公共机构(中央政府)的角色。随着这种私法公法化进程的步步深入，封建法和大会议的封建胎记日趋淡化，其宪法和公权机构的性能越来越突出。结果，法治和协商决策传统得以延续下来。在这里，引用巴林顿?摩尔的一句话可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说：“在现代社会发轫之初，王权与贵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对现代民主(这里可作“宪政”解释——引者注)来说曾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21](P338) 　　四、成形于普通法制度与议会制度的确立 　　12世纪中后期，英王亨利二世通过司法改革，实现了司法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原先分散的地方习惯法、封建法逐步融为一体，普通法由此而生。与当时所有其他各国的法律制度相比，普通法天生具有较高的法治含量。因此： 　　第一，普通法源出于法官的司法判例，并通过法官对判例不断的重新解释而实现其发展，因此，在英国素有“法自例出”之说。“法自例出”意味着普通法是法官的创造物，这种法律创制形式决定了普通法和先前的习惯法、封建法一样，也不是当权者意志的产物和体现，而具有某种超然于国王政府和相对贴近社会的近似“自然法”、“高级法”的属性。美国学者达伍德曾把这种属性称作普通法特有的“荣耀”，他说：“‘荣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任何单个并确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将法律颁布‘下来’的神、国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法律传统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虽然它确实为法律职业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对独立于政法干预，因为并不存在什么与它密切结合的‘权威性的命令’。” [22](P78)况且，出身社会大众的陪审员也参与了判例的创造过程，这就使普通法融进了相当部分的社会良知与情理因素。因此，尽管普通法是借助王权的推动而形成的，甚至有“王室法”之称，但它自始就不是凭借权力而生、以保护权力为己任的“国家之法”，而是自生、自长、自足、自立的“社会之法”。 　　所以，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在英国人眼里，从法是情理这个观念引出某种符合传统的法的超国家或更确切地说非国家性质的意识”，正是这种“以情理为基础的法的非国家性的观念”构成了英国法律不受国家政治“任意干扰的基本因素”。 [23](P370) 　　第二，由于普通法是借助于令状制度形成的，所以它具有注重程序的诉讼形式主义特征。令状种类繁多，格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