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原始人类和其文化-桂林发展研究.docVIP

桂林的原始人类及其文化( 桂林城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至今已有2110年的历史了。考古发现证实，最迟在桂林建城之前3万年就有人类居住在市区内的宝积山一带，自此之后直到距今六、七千年前这些原始人类及其后裔一直生息繁衍于桂林，创造了丰富多彩、独树一帜的石器文化。虽然他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时可能离开了桂林，但是当我们现在纪念桂林建城2110周年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些桂林早期历史的开创者的。 一、桂林最早的人类——宝积岩人及其先祖 人类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到桂林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1935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杨钟键和法国考古学家德日进等人在桂林北门附近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首次发现了属于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的人类文化遗存——几件简单打制的砾石器和烧骨、无尾锥螺壳等生活遗物，从而首次把人类定居桂林的时间提前到距今1万多年前。196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赵资奎、袁振新、沈家瑜等人在桂林南面的荔浦县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荔浦人”化石。1979年，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李庆忠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王令红、彭书琳、陈远璋在桂林市区的宝积山宝积岩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宝积岩人”化石，后经14C测定其年代在距今3.5万—2.7万年间。“宝积人”是迄今为止在桂林发现的确切年代最早的人类。 “宝积岩人”只遗存2枚牙齿化石，具有晚期智人的特征。但因化石太少，对其体质特征无法做出全面了解。 与“宝积岩人”牙齿化石共存的还有16种哺乳动物化石和12件打制砾石器及炭屑，从中可以看出“宝积岩人”的基本文化特征。石器按用途可分为砍斫器和刮削器二种，以砍斫器为主。砍斫器用于砍伐树枝和采摘，刮削器用于修理竹木条，都不是狩猎工具。但是文化层中的大量兽骨表明“宝积岩人”肯定从事狩猎，并且能够捕杀犀牛、巨貘、熊、剑齿象等体形硕大、性情凶猛的动物。除狩猎外，采集也是“宝积岩人”重要的、传统的谋生手段。炭屑的存在表明他们已懂得利用火和熟食，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 宝积岩的面积有500多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分布全洞，厚约1米，由此可见“宝积岩人”是长期定居而不是临时栖身在宝积岩内。 虽然“宝积岩人”是迄今为止在桂林发现的最早人类，但是不能据此认定他们就是桂林最早的居民。目前在桂林东面的广东省封开县已发现距今约15万年的“峒中岩人”和距今约8万年的“罗沙岩人”，在韶关市曲江县已发现距今约13万年的“马坝人”；在桂林西面的柳州市已发现距今约4万年的“柳江人”；在西北面的湖南省新晃县已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桥溪遗址，在四川省巫山县庙宇镇已发现距今约200万年的“巫山人”。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中国的古人类最早出现在云贵高原，然后向四方扩展。在交通工具落后的远古时期，古人类从云贵高原向东扩展的最佳途径，不是长江和西江，而是两江的分水岭南岭山脉的南北麓，湘西地区和桂西北地区是走下云贵高原的第一站，桂林所在的桂东北地区是东迁的第二站，粤西北地区是东迁的第三站。以此推测，古人类来到桂林的时间不应晚于到达粤西北的时间，即不应晚于距今15万年前。 二、新时期的开创者——轿子岩人和庙岩人 在发现“宝积岩人”化石后有久，1980年，桂林市的考古工作者在西郊甲山乡唐家村附近发现了“轿子岩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轿子岩人”化石是一具不完整的骨架，出土时呈蹲坐状，应是死后有意做成此种姿势埋葬的。这是继1973年在南郊甑皮岩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屈肢蹲葬墓以来再次在桂林发现此类墓葬，而且墓葬的时间更早。从出土遗迹、遗物看，轿子岩遗址是一处聚落遗址。洞内面积约3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1米，在已发掘的16平方米堆积中发现1个椭圆形灶坑和大量柴草灰烬、10余件打制砾石器及半成品、1件磨制骨锥、1件双孔蚌刀，以及猕猴、竹鼠、豪猪、鹿、野猪等兽骨和鱼骨、龟板、无尾锥螺壳、蚌壳等。灶坑的存在表明“轿子岩人”已懂得控制火，水生动物化石的存在表明“轿子岩人”已经从事渔捞，这比“宝积岩人”多了一条谋生方式。制作工具的技术也已比“宝积人”进步。总体来看，“轿子岩人”还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但他们已为后来的“庙岩人”进入新石器时代做好了技术准备。 1988年，桂林市的考古工作者在南郊雁山区李家塘村附近发现了“庙岩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庙岩人”化石共有2具不完整的骨架，出土时呈屈肢蹲葬状。这是第三次在桂林发现屈肢蹲葬，由此证明屈肢蹲葬是桂林原始人类的共同葬俗，桂林的原始人类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一脉相传的。庙岩遗址也是一处聚落遗址，而且占据的时间比较长，经14C测定，从距今1.6万年延续到距今1万年。洞内面积约10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达3米。有2个洞口，在近东洞口的宽敞处有1个深40、直径35厘米的椭圆形灶坑。文化遗物有打制砾石砍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