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近代中国的外债历史.pptVIP

《公债经济学》 第十讲、近现代中国的外债分析 主讲人：贺晖 摘要ABSTRACT 1、清代外债的斑斑血迹 广东“行欠”：不堪回首的外债起点 禁止、允许、依赖：清政府外债政府的三阶段演变 1.1　广东“行欠”：中国外债的起点 随着清政府的“开关”贸易，中西方商业信用日趋活跃，债务关系不断出现。由于广东十三行的牙行性质，加上清政府官史的勒索榨取和外资势力的侵略与高利贷盘剥，广东十三行商人往往处于破产的境地。这种破产行商各欠外商的大量债务－－“行欠”，先由十三行商人从“行用”（行业发展风险基金）中代偿，最后300万元（银元）在英国入侵者刺刀之下由清政府“赔偿（《南京条约》第五条），从而使私债转化为外债。 1.1.1 开关贸易、洋行制度和“行欠”的产生 清政府曾实行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1683年（康熙21年）清政府攻占台湾并统一中国，1684年废除“迁界令”，宣布“开关”贸易。 清代的对外贸易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广东洋行制度－－即一切进出口都必须通过广东十三行，属于垄断对外贸易的封建官商，并拥有代政府征税和监管外商的职能。 “十三行”只是1686年成立“洋货行”的笼统说法，领“贴”（经营许可证）的行号多时达26家，少时4家。 广东洋行制度实行独特的“联保制度”，即“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商负责分摊偿债。 “行欠”的产生原因：政府侵占（采办贡品和交纳贡银）、官史榨取、同行拖累、外商倾销（如毛织品定茶叶）、外国散商高利贷。 1.1.2、行欠的性质与行欠变外债 行欠属洋行商人个人欠下的巨额债务，似属私债。但洋行是垄断对外贸易并代理政府监管职能的官商，这种性质使行欠具的“官债”色彩。 从行欠的偿还来看，从个人破产抄家清偿到众商和清政府代偿，就相当于“私债－准公债－公债”的转化过程。 1.2　禁止、允许、依赖：清政府外债政策演变 1.2.1 “禁止借领外国资本”：驼鸟政策的破产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钱币相当长时期内流通于东亚及东南亚，“当时东至日本，南至南海诸国，多行使中国铜钱，俨然已取得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 国力强盛时，外债对当时中国简直不知何物。 清代开关后，除英国东印度公司外，大量英国散商（专放高利贷的商人）进入中国。由于中西利率差距、国内金融业不发达、封建官史的贪婪榨压，行商在对外贸易中往往处于不利境地，不得不依赖外商贷款，忍受高利贷盘剥，甚至用外商贷款缴纳官银（渡过难关）。 清政府要求“年清年款”，屡禁不止，越禁越多。 1.2.2 　默许借债镇压起义　　　　　　　　支持举债抵御外侮 鸦片战争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国库由战前盈余变成空空，“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为此，清政府加捐税，导致起义不断，政治统治风雨飘摇。 清政府对各地方政府发布“就地筹饷”上谕，“以本省之钱锒，作本省之军需”。东南沿海诸省尝试以海关收入作抵押向外商借债（往往“先斩后奏”），开创世界地方政府“直接为国际交往以借外债的先河”（梁启超）。 清政府面对地方政府借外债的心情是矛盾的，但态度是默许的。 外部入侵使得清朝海疆、陆疆同时告急。清政府排除李鸿章放弃新疆，将西征之费“匀作海防之用”的主张，采纳左宗棠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 清政府围绕军需粮饷的举借外债问题展开大讨论。“洋债不宜多借…波斯等国皆因公债过重，致利权为他国所持，国势因此削弱，前车之鉴可以寒心”（有害论），“借用洋款实于中国有益无损。泰西各国兴废存亡，并非因借与不借之故”（左宗棠的有益论）。 左打动了清政府，许其借洋债500万，户部拨200万，地方解缴300万。清政府抵抗外侮的外债政策与借债镇压起义的反动立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1.2.3 从借款赔款、“借债筑路”到“借债维持”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无论是赔款，还是兴办实业（洋务）或新政，以及镇压革命，清政府都借助于外债，从而走上了依赖外债的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相当于清当时4年财政收入）。为此，清政府成立筹措借款委员会。 1.2.4　公债：国家图强的工具及其失败 清光绪帝鉴于战败的教训，发布“力行实政”上谕。各省督抚认为铁路是“通商惠工要务”，主张借款修路。清政府本想利用借债修路打破列强的瓜分(矛盾的相互牵制)，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以夷制夷”反被夷制(进一步被瓜分成势力范围)。 1.2.5　强权公债：让清政府彻底没落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向中国勒索45000万两(库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形成庚子赔款借款。庚子赔款是强盗国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灾难。中国主权被大量抵押，“债主监督财政”， 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2、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分析 2.1　北洋政府的性质 北洋政府的性质：过去定为旧军阀（以区别蒋介石的新军阀），但军阀本身含混不清。北洋政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