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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龟兹文化的考察与研究 ? ?来源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11-03-30 龟兹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续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龟兹境内佛教石窟遗迹丰富而集中，并且具有浓郁、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个世纪以来,中外有志于龟兹佛教艺术的探险家和学者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对龟兹石窟的考察与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考察过龟兹石窟。就考察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以德国学者的工作最为突出，成果最多。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3窟右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 1月15日。在谷西区第38窟左甬道内侧壁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 ，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于一人之手。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上述题记表明，俄国人是先于日本人、德国人最先到达龟兹石窟的。20世纪初以来，先后又有几批俄国人到过龟兹石窟。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率领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等石窟，揭取了克孜尔198窟旁侧条形窟内的壁画，并收集了一些梵文写本。1909-1910年，奥登堡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曾考察过克孜尔、库木吐喇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批漏的不多。在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2210件中国文物中，库车出土的壁画和雕塑品约有800件。 自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前后三次进入新疆,搜掠文物,所获颇丰.较之其他探险队,大谷探险队所获汉文文书最为丰富。后来由于时局动荡，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历经磨难，被迫分散于多处收藏。目前，在日本国内，以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保存最多。另外，在我国旅顺博物馆以及韩国首尔的国立中央博物馆也分藏一部分文物。大谷探险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曾由专家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6幅。 在1958-1964年间，由多位日本学者组成的“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 就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为资料，对中亚文化作了初步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后来汇集成六卷七册的《西域文化研究》出版。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西域出土的佛典研究时，在以“西域文化资料”为名目的约6500件文书中，检出约1000件汉文汉文佛典（ 包括胡汉双语文书）。这些汉文佛典大部分出自吐鲁番，另一部分则出自古龟兹地区。日本学者对其中保存状况较好的95件汉文佛典做了研究，其成果在《龙谷大学善本丛书一》中正式予以刊布。《龙谷大学善本丛书一》中刊布的出自古龟兹地区的佛典有41件。其中，出自库车的有33件，出自克孜尔的有6件，出自库木吐拉的有2件。 大谷探险队的队员都没有受国专门的考古训练，所做的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状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 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刊有克孜尔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 日本有较多的学者从事新疆石窟艺术和佛教文化研究。 他们不但研究其国内的新疆出土品，而且还非常注重欧洲国家的研究成果。关于龟兹石窟的研究，在年代和分期方面，日本学者比较推崇德国瓦尔德施密特的观点，并以他的分期推断日本所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 20世纪上半叶，在日本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羽溪了谛和羽田亨两位。羽溪了谛关于新疆佛教史的代表作是《西域之佛教》。他在书中认为，佛教出入龟兹的时间约在公元纪年之初。克孜尔出土佛典有龟兹文写本和梵文写本，大都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这和文献记载以及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是一致的。羽田亨自爱其所著《西域文化史》一书 中认为，龟兹石窟的洞窟建筑和壁画所受外来影响主要是犍陀罗的。 近十几年来，日本对中亚石窟及龟兹石窟给于较多注意并取得成果的，主要有名古屋大学的宫治昭教授和中川原育子博士。宫治昭先生的论文有：《论克孜尔石窟——石窟构造、壁画样式、图像构成之间的关系》、《克孜尔石窟涅盘图像的构成》等。中川原育子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以及第76窟的研究发表有专题论文。在日本出版的《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美术の播と变容》上有宫治昭和中川原育子等关于克子儿石窟佛传题材的研究文章。 1906年，法国伯希和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等石窟。伯西和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二战后，由韩百诗组织一批学者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