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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与反思(精选)
中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龚维斌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
摘要:
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不少地方政府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安排的效果并不理想。专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寻求一种适合农民工特点的、有保障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文章对当前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困境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进行描述、分析和评述,提出在关注和设计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时,需要深入思考和把握的三个问题。
Abstract:
Since 1990’s, both city residents and governments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of the Chinese peasant workers. Quite a few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taking efforts to mak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s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y are not desirable.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are trying to find a suitabl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for peasant workers, which can provide basic social security and be sustainable. The paper will describe,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situation, problems and various schemes. At the end, the paper will bring up three fundamental questions to be considered in designing a proper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for the Chinese peasant workers.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农民迈开被捆绑多时的双脚,冲开紧闭了多时的城市大门,来到城市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这一群体到2004年已经有1.2亿之多。如果算上在农村乡镇企业就业的8000多万农民工人,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推算,目前广义的农民工已经超过2亿人,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政府、学界、舆论界以及城镇居民对待农民工问题一波三折。1980年代初期,社会各界对待农民工的主要态度是恐慌和排斥,惊叹农民工这一“盲流”对城市环境、治安、秩序、就业的冲击,呼吁农民工要保持冷静,要理性选择,要有序流动,最好就近转移,“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各地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是“管、卡、堵”。
农民工们迫于生计压力,出于生存理性,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选择和回答。“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从80年代初期的2000多万人,到90年代初的6000多万人。农民工的实践证明,他们进城并没有出现“社会精英”们所恐惧的情景,反而促进了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发展。城镇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农民工们,上海人说他们的发展“一靠老外,二靠老乡”;春节农民工返乡后,北京人突然发现“离开农民工的日子不好过”。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要理性对待“民工潮”,要认真研究这一现象,关心他们,帮助他们。首先开始转变态度、理性对待农民工的是农民工输出地。农民工家乡的领导发现,“出去一人脱贫一家,出去一家带富一片”,于是制定政策,鼓励本地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做好就业前的各种服务工作。学术界也顺应和推动这一进程,研究的主题随着农民工的流动而深化,研究的范围随着农民工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最初主要关注的是要不要进城、怎么进城、进城以后怎么办,到后来关注要不要回去、工资能否兑现、子女能否受到平等的教育等,关注的主题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影响,很少触及农民工个人的权利。
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我国政府开始深刻反思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不协调,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在此大背景下,2004年以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重要主体的农民工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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