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精选).docVIP

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 李成贵 　　一、有关统计数据的辨析　　1、两种来源数据的差异。最近20年间，尽管我国粮食消费的趋势性变化十分显著，然而准确的消费数据像谜一样地难以确定，原因是不同来源的数据均有所差别。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量和支出数额，由于没有包括外出就餐部分（包括餐馆、职工食堂和工地食堂等）和单位分发的实物，所以比实际的水平明显偏低，据估计（卢峰，1998），1995年上述因素总计使肉、蛋、水产品实际人均消费量被低估了7.03，1.84和6.80公斤，分别占官方统计的人均居民消费量的45%，33%和132%，二者之间的差距相当可观。另外，若按收支平衡表计算法测算消费量，即从生产量减去储备量、净出口量和损耗量的角度推算消费量，也因粮食储备量（特别是民间储备）和肉类生产量难以搞清，而仍然无法得出准确的消费量。在后一种测算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肉类生产量有很大的水分，所以推算出的消费量被夸大了。　　2、对统计数据的进一步质疑。许多有关粮食消费的研究在无法通过抽样调查而获得准确的数据或无法确认准确的参数进行调整时，只好使用国家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然而，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这些数据的纰漏和失真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数据。在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量从1982年的144.6公斤迅速下降到1996年的94.7公斤，蔬菜由159.1公斤下降到118.5公斤，而同期的动物性产品（猪牛羊肉、禽肉和水产品）的消费量仅从28.7公斤增加到35.1公斤，主食和蔬菜的消费量都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畜水产品的消费仅有有限的增长。这从热量角度讲，根本就不能平衡。人们吃得不可能越来越少。　　这里，所以选择1996年，是因为1997年缺少城市水产品消费数据，1998年的城市水产品消费水平只有5.1公斤，比1982年还少2.6公斤，颇值得怀疑。如果以1998年为报告期，就更容易发现消费数据的异常变化。1998年的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猪牛羊肉、禽肉和水产品仅有30.6公斤，比1986年的33.5公斤低了10%，其中，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由8.2公斤下降到5.1公斤，下降了40%，猪牛羊肉由21.6公斤下降到19.2公斤，下降了11%.考虑到最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长增速减缓，预期支出增加，所以对价格较贵的动物性食品需求有所收缩，也属正常变动，但像上述那样比十几年前还下降了10%，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这无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不可理喻，几乎无法使用。　　如果与日本进行比较，我国食品消费的变动更显得不规则。表1显示，日本的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从60年代起，一直呈稳定增长趋势，直至90年代后期稳定下来。这与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表1日本国民食品消费变化情况单位：kg　　*：为了对比，这里按照我国的粮食标准进行了折算，即这里的粮食概念包括了薯类和豆类。　　资料来源：《食粮关系主要指标》，日本食粮厅，平成9年10月。　　二、收入与粮食消费　　1、弹性值的不稳定性。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收入是决定食物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变量，并且收入上升与粮食需求的结构性变动紧密相联。但是，在我国，由于统计数据失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以致使得收入差异无法有效地解释不同居民的消费差异。比如，1998年上海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407元，与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5458元大致相当，但前者粮食消费高达每人244公斤（按75%的换算率计算，折合贸易粮183公斤），而后者仅为每人86.7公斤，相差近100公斤，非常显著。再如，1998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982元，与上海相差1425元，按理说北京的粮食直接消费也应比上海多，但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上海反而比北京多了70公斤。如果我们把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对应的粮食消费做成散点图（图1），可以更为形象地看出我国的粮食消费是很不规律的，利用现有的收入统计数据去解释粮食消费的地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是远远不够的。　　表21991年和1998年城乡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注：收入水平是按1990年的价格指数调节后的可比收入。　　人均收入对粮食消费的复杂影响和不稳定性还表现在利用消费的时间序列资料（by year）和横截面资料（by region）分别计算出的弹性值的巨大差异上。有些研究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了负的粮食消费弹性，而另有一些利用横截面资料得了正的弹性值。我们利用时间序列资料分别计算了1991年和1998年的的弹性值（表2），得出的结果也无法用常规的理由去解释。　　图1粮食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收入差异　　2、粮食消费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农村。在过去的一个时期，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基础较低，所以收入增加后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