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审机能与廉政审计的创建.docVIP

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审计机能与廉政审计的创建 瞿友喜 蒋卫平 (湖南大学会计学院 410079) [摘要] 本文对廉政建设中的审计机能进行了深入的机理分析，提出了审计监督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进而导出创建廉政审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继而对廉政审计的概念、模式和类型等进行了界定，最后结合实际探讨了廉政审计的基本构建。 [关键词] 廉政 廉政文化建设 审计机能 廉政审计 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奏响了人本主义的最强音——构建人类和谐社会。但是，各领域的腐败犹如一棵“恶性毒瘤”，伴随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严重威胁和困扰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显见，腐败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国际公害。国际腐败研究网络中心（Internet Certer for Corruption Resarch）以“腐败感觉指数”来反映腐败程度，并将其范围界定于10（高度清廉）与0（高度腐败）之间。根据该中心发布的1998年中国腐败感觉指数为3.5。我们可以不去考究其中的准确性有多高，但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确蔓延着各种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的腐败案件：1994年14万多件，2004年16万多件。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可见，加强廉政建设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和系统工程。在学术界也强劲提出廉政文化，并致力于廉政文化建设长效机制构建的研究。 审计与廉政建设紧密协同。1998年11月，在乌拉圭召开的第16届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大会上，确立“防止和侦破舞弊与贪污腐败”为第一主题，深入研讨“审计在防止和侦破舞弊和贪污腐败方面的作用”，从此揭开了全球范围内舞弊审计的帷幕。在国内的审计舞台上，针对严峻的反腐防腐形势，立足于大案要案审计，掀起了全国性的“审计风暴”。 廉政建设中审计机能的机理分析 就腐败的含义，广义上泛指思想和行为上的堕落，以及组织、机构、制度、措施等方面的黑暗和混乱。我们也可以把腐败界定为一种为获取个人或其他好处而侵犯或违反正常公职规则的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偷税漏税、渎职等违纪违法犯罪。主要侧重其三个方面：第一，腐败主体确定为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公职人员。第二，腐败行为界定为国家公共权力（或公产权）的异化和滥用。即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中，握有实权的领导者或工作人员非法使用职权，谋取私利，从而侵犯国家、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三，腐败行为目的有很多方面，包括政治价值性、享受价值性、经济价值性等，可侧重其经济价值性，即腐败者注重腐败行为的金钱、物质方面的价值而滥用公共权力。可见，腐败行为的研究基体是国家公共权力，即公产权。 根据公产权理论，公产权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主要包括：其一，产权主体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甚至是国家的所有公民。其二，产权客体的统一和不可分性。公产权是多人对同一权利对象的拥有，而不是他们对共有“财产”不同部分的分享。其三，公有成员间“财产”权利的等同和无差异性。公有成员中的每个人对于占有的对象都具有平等的、无差别的权利。任何个人原则上无法声称对其拥有特殊权利。 但是，在公有产权的运作实践中，公产权的本质规定性遇到了很现实的矛盾和障碍。 第一，产权主体与行使产权主体权利的矛盾。在公产权的本质规定性中，公产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行使权利的主体应该是全体公产成员构成的公产主体，表现为“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排他性权利”。但在实际中，集体决策由于程序约束，不仅决策成本高，而且不能及时得到体现集体意志的“惟一解”。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缩小集体决策范围，将决策主体集中，只得委托给公产主体的代理人。一般来说，公产主体的代理人应由国家来担任，但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故政府代理国家行使公产权是逻辑的选择。但政府代理的实施最终有赖于法人或自然人（最终由个人来代理政府）。政府可以先界定决策人在行政中的等级地位而后赋予配置权。同时考虑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等要求，政府代理最后让渡给符合要求的法人或自然人代理，其结果使公产权利变得不等同和有差异，这样公产权的形式规定性异化了本质规定性。正是这种异化导致下面第二个矛盾。 第二，由代理人行使公产权主体权利面临着决策的公益性质与决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公产权代理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公产成员的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具有浓厚的公益性质。一般来讲，可以通过法规、制度等安排进行约束，以强化代理人行为的公益性。但是公产代理人同时也是个体成员，拥有自身的个人利益。作为公产代理人，拥有比别人大的多的权利，而事实上代理人个人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是不可能一致的，故而在其履行职权的过程中，权利有可能被滥用，存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现实可能性。可见，仅有约束机制还不够，必须借助激励